赫魯曉夫此公，被世人評價為“頭頂最禿，膽子最大”。他行事喜歡大刀闊斧，線條常常有些粗疏。但在《赫魯曉夫回憶錄》的第三十六章，我卻讀到了兩個字：細膩。

先說年輕的蘇聯鋼琴家阿什克納濟。他演奏出色，得過大獎。他老婆是個英國人，不肯去蘇聯，但他們夫妻關系很好，還有了孩子。于是，阿什克納濟來到倫敦的蘇聯大使館，問怎么辦。赫魯曉夫聽到下屬匯報后，明確提出：“我們給他發放一個護照吧，期限他想要多久就多久。有了這個護照，只要他愿意，隨時都可以回蘇聯。這是唯一明智的做法。如果我們強行要他回國，他大概就不回來了。他并不反蘇，可是我們卻硬要人為地把他變成一個反蘇的人，因為如果他不服從我們的意愿，那就會將自己與蘇聯政府對立起來。馬上就會有評論家和解釋者煽動他的反蘇情緒，我們干嗎要逼出這樣的人呢？如果他住在倫敦，常常回來開音樂會，那又能出什么事呢？他是一位音樂家，自由職業者，他仍將在自己祖國的音樂會上演出，始終是蘇聯的公民。”

這樣做真是一舉兩得：既保全了阿什克納濟的清白名聲，又維護了其家庭——赫魯曉夫退休3年后，仍在為自己當年的決定感到自豪。每逢阿什克納濟到莫斯科演出，他就打開收音機，凝神聆聽。他此時的欣慰心情，可以想見。

還有一例，是著名鋼琴家里希特。文化部長福爾采娃報告說，有關部門反對里希特出國，因為其母親住在西德，出去后可能就不回來了。赫魯曉夫認為，如果失去這位大鋼琴家，將是國家的損失，但還是決定：“讓他去吧。”有人又要求里希特別去西德。赫魯曉夫說：“要是在他被迫做出保證不去西德與母親會面之后，才讓他跨出我們的國門，那真是再也沒有比這更愚蠢的做法了。恰恰相反，應當勸勸他：‘你這么多年沒見過母親了，去和她見見面吧。’不要讓他感到我們反對這種事情。”

人性的關懷，產生了溫暖的效應。里希特到西德見了母親后，如期回國。

第三例，是芭蕾舞女演員普利謝茨卡婭。她舞姿優美，在國內首屈一指，但出國演出總沒有她的份兒，理由是她不可靠，有“一去不復返”之嫌疑。有一次，芭蕾舞團又要出國演出，普利謝茨卡婭給赫魯曉夫寫了封信，說她是愛國者，對她不被信任感到委屈，希望相信她的人品。赫魯曉夫建議讓她出國演出，但有人還是不放心。赫魯曉夫表示：“她信上說了，不會發生這種事情的。我相信她的話，缺乏信任就無法生活。即使她寫的不是實話，只是為了脫身，那也沒什么，我們能擔當。”

結果呢，普利謝茨卡婭出國演出后，載譽歸來，為蘇聯芭蕾舞藝術爭了光。

赫魯曉夫認為，如果當初扣住普利謝茨卡婭不放，就可能毀了她，或者把她變成反蘇分子。為此，他強調說：“最脆弱的東西就是一個人的心理，所以應當加以呵護，不能讓它受到傷害。漫不經心的一步就可能使一個人失去自制力，結果成為一生中決定命運的一步。我為作出了正確的決定而驕傲。”

斯大林的女兒斯韋特蘭娜，又是一例。赫魯曉夫對她在特殊家庭里的坎坷命運以及不幸婚姻深表同情；而對她離開祖國，向外國尋求幫助，給西方人造謠生事提供口實，則認為是“一種無可辯解的愚蠢行為”，予以譴責。但他認為，如果當初換一種方式對待她，可能事情就不會像后來那樣糟糕。他假設說：“在她到大使館去說她需要在印度逗留兩三個月的時候，應該這樣回答她：‘斯韋特蘭娜·約瑟福夫娜，干嗎才兩三個月呢？您辦個為期兩三年的簽證好啦。您也可以領取長期有效的簽證，一直住在那里。到您想回來的時候，再回蘇聯好了。’應當給她選擇的自由，從而讓她精神上堅強起來，表明她是受到信任的。”

當然，斯韋特蘭娜最終選擇在美國度過余生——那已是赫魯曉夫去世10多年后的事了。

政治上信任，選擇上自由。但即使這樣，也會出現辜負信任的情況。蘇聯當時有兩億多人口，赫魯曉夫認為：“其中當然既有純潔的人，也有不純潔的人……不純潔的人一旦浮出水面，他們必將被浪濤沖離我們的海岸，讓他們隨波逐流去好了。”“我認為應當向蘇聯公民提供按照自己意愿選擇居住地的機會，這樣的時機已經到了。”

赫魯曉夫的細膩，在于懂一點人的心理，有一點人情味。在20世紀60年代保守的氛圍下，有如此開放的眼光、寬容的眼光、關注人性的眼光，實屬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