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綱說我有3大愛好：抽煙、喝酒、燙頭。其實我最大的愛好是玩兒——養動物、親近大自然，老北京式的各種玩兒。我覺得這人只要一鉆到玩兒里邊，不管是以什么樣的形式，只要保持一種玩兒的心態，人就會單純很多。

在相聲段子里，我總是帶著股逆來順受的勁頭；在現實生活中，我也沒有什么非要如此不可的事，用小富即安形容自己都過，我那叫隨遇而安。自己的性格中有非常平和的一面，這幫我度過了人生中許多不如意的階段，而這其中“玩兒”的心態，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個孩子從小愛玩兒，往好了說這叫活潑好動，興趣廣泛。但是從另外一方面看，也經常會讓家長心里著急，是不務正業吧？我從小就讓家長著急，小學二年級就又養鳥又養鴿子的，對玩兒感興趣，對學業卻不太重視。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人們沾玩兒不像現在的人這么開通，看我喜歡玩兒，就說你玩物喪志。那時候誰提個鳥籠子、玩玩鴿子，基本上就跟社會閑散人員掛上鉤了，家長肯定著急，但是我是真有興趣。

回憶童年，我最喜歡的畫面就是大雜院。曾經我家一度搬到樓房，我就跟爹媽說：“你們搬走，給我留一間屋子就行，我就在這大院里生活。”我們院子里有很多家，都跟親人似的，偶爾也吵吵鬧鬧，但都是些小事。夏天的傍晚，各家各戶都把桌子搬到院里的涼亭下或者葡萄架底下，每家拿手菜挨個兒傳一下，嘗嘗彼此的手藝。吃完飯、沏上茶、沖個澡，把席子往胡同里邊一鋪，大人們坐那兒聊天，孩子們滿胡同瘋跑，最后躺在涼席上睡了，大人們在旁邊給扇著呀，那種感覺特別溫馨。

那個時候，我可以自由地瘋玩兒了，變著法兒地玩兒。所有玩兒的玩具都是自己做的，這才叫開發智力。我釣魚的一套漁具，訓鳥的八卦旗、繡球、箱子、水桶也都是自己做的。那個水桶很小，竹子的，我一點點拿鋸鋸、拿小刀雕。

我從小就學相聲，正好那段時間相聲不景氣。改革開放，所有的藝術形式都進來了，流行歌曲、霹靂舞、電影，國人敞開了大腦接受外國文藝大潮的侵襲。那時候，人們覺得相聲的表演形式過時了，再加上相聲演員有很多弊病，走的都是弘揚、表揚的路線，而諷刺功能被埋沒，導致相聲就不行了。而我又是一個滿足于現狀的人，在那段時間里還對這個行業留著一個念想。

到了1994年，什么演出也沒有了。我一想，老玩兒也不行啊，就去電影學院進修了一個影視導演的文憑，開始有了轉行的想法。但是我太愛相聲了，覺得好玩兒，有興趣。我曾經和一起學相聲的同學在家里弄點飯、弄點菜一吃，然后支上吃飯的小方桌，他女朋友給我們拿著攝像機，我們倆在那兒有捧哏有逗哏地說起來。那也是玩兒，沒想著以相聲混溫飽，或者達到一個什么高度，我就是玩兒。

玩兒時沒有什么煩惱，只有玩兒不下去的時候才有煩惱。比如后來我有了自己的馬場，那個建設過程還是比較痛苦的。我的思想要轉型，從自己隨意玩兒轉到經營一個公司——為了玩兒我必須要辦一個公司，要和稅務、動物防疫免疫部門、動監局各個方面打交道，然后服從他們一系列的要求。

每次去馬場的頭天晚上我都睡不著覺，想著我明天一定要拉著那個馬跑一跑，給那個狗洗洗澡、打理打理。到馬場后，我剛換上一身干活兒的衣服，打井的工人來了，說您看看這個井打在什么地方，水管子怎么跑，一說一個小時。等工人弄明白了，防疫站來人了，讓給所有的動物做防疫。我說做過了，專門從動物園拿的防疫針。他說這不行，他把防疫針都給我拿來了，我就得做，不做人家有記錄。這兒弄好了，電管站的人又來了，這月電費該交了……全是這些煩瑣事，到最后我只能用眼看看喜歡的動物，玩兒不上了，天黑了該回家了。

為什么非要把它做成一個公司模式呢？因為養的東西多，沒有一個公司模式，人家這塊兒地以什么名義讓你養東西？我那兒有60畝地，現在大概有50匹馬，雞鴨鵝牛羊豬都有，還有猴、狐貍、孔雀各種鳥和魚，我要是不成立個什么組織的話，到時候人家防疫站說我養這么多東西，萬一給人帶來災難，有什么傳染病之類的，怎么進行控制啊？

現實生活中，很多人過得并不輕松，壓力很大，都快抑郁了。我的工作也不比誰少，干的活兒也不比誰輕省，我怎么就沒有那么大壓力呢？我覺得心態還是主要的。

我想告訴大家的就是，用玩兒的心態來面對所有事物，沒有壓力，不管成敗，您要享受這個過程，要把什么東西都看得好玩兒，看得美，這樣它才能給您帶來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