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可能是中國帝王譜系中最為倒霉的皇帝之一，他接手時大明江山已是一片風雨飄搖。天災人禍可謂不斷，天下事幾近糜爛。但這不意味-切都已經絕望，事實上他本人也沒有絕望。但是，他的治國方略使人難以恭維，在位十七年，任用宰相多達五十。放手使用宦官，誅殺了尚可與清抗衡的袁崇煥。在經濟上沒有任何改革，即位之初就采納了劉懋的餿點子：裁削驛站，據說可省金錢數十萬。結果陜西大饑，花銀十萬兩也不能解決問題，失了驛站生計者也就相聚為盜，在葬送明朝江山中起到了獨特的作用。誠如計六奇在《明季北略》中所說：祖宗設立驛站，所以籠絡強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負，耗其精力，糊其口腹，使不敢為非，原有妙用，只須汰其濫矣。何至刻意裁削，驅貧民而為盜乎

驛站的設立可能也不僅僅是為了籠絡有力之人，驛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權運轉中所應有的一個層面。僅僅為了節約開支，將其一概裁削，必然會造成大批有力之人失業。失業者不造反誰造反這樣的政策使明朝經濟沒有絲毫好轉。在崇禎末年，為抵擋清兵，也就拿出了內帑錢數萬。每個守城的士兵所能領到的也就是二十錢。士兵發牢騷說這錢只能買五六個燒餅。到后來連買燒餅錢也不發，直接使京中富家出錢養兵，百金之家出銀五錢。就是妓家也要出五錢。崇禎自己說：“一家豈無二三妓其家故可出五錢。”最為怪異的是，不能說皇帝手上沒錢，因為史料記載，李自成破城后，取十七庫銀而去。如此政治，如此經濟，明之滅亡真算得上不察而燭。

可以說崇禎在很大程度如同一只破船的船長，不作任何修補，一味地向著黑暗前進。就是這樣一位帝王，在遇到問題和困難時，也曾想過要聚攏人心，也曾想過要通過罪己的辦法重新振作。

然而，今天去看崇禎的罪己詔會深深感到罪人容易罪己難。崇禎七年十月，因為義軍逼鳳陽，直接威脅到了皇陵龍脈，而各路官軍不是觀望則是淫掠。為保皇陵，崇禎不得已下詔罪己。這個罪己詔并不是說自己有多大的罪過，只說自己“不期倚用匪人”，也就是用人不當。不僅開脫了自己，也把責任推脫得干干凈凈。這種思路其實是他一貫的理念，否則他也不會說：茍群臣殫心為國，朕何事乎內臣。

比崇禎早600多年的宋太宗在位時曾因蜀中亂后也下過“罪己詔”，其思路幾乎與崇禎如出一轍。“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史官認為這是引咎深切，實際細看不難發現，責任全在別人，自己至多就是用人不當。都是那些一線直接和百姓打交道的官員的錯，他們不能惠民，不知和諧。這樣的“罪己詔”與其說是罪己不如說是罪人。這才叫罪人容易罪己難。

皇上雖然消失了，但貪官并沒有消失。今天我們看不到“罪己詔”，卻可以看到貪官入獄后的悔過書。

不同的是罪己詔都是別人代筆，悔過書都是貪官親書。無論是代筆還是親書，思路驚人相似，都是別人的錯，全是別人的過。

“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是一些貪官悔過的常用語。入獄后還要狠狠地侮辱老百姓。老百姓中有幾個如此貪得無厭的有幾個包二奶三奶的“受社會不良風氣影響”是貪官愛說的又一理由。社會風氣良否，首先得看官場風氣良否。腐敗者大刮關系風、人情風、裙帶風，搞壞了風氣反說受風氣影響，諉過于人和社會風氣，仿佛腐敗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別人讓他走上了腐敗的路。“受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則是對比爾·蓋茨這類資產階級人物的蔑視和侮辱。

而諉過于入早已不再是貪官悔過書的專利，單位層面，一出事全是臨時工的錯。這豈是恥感的失落這是昏庸皇帝罪人容易罪己難的翻版。所以貪官不會有犯罪感，出事只會使他們深感冤枉。

一個沒了“羞恥感”的人會怎樣一個沒了“羞恥感”的社會會怎樣《金瓶梅》對此描繪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