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腦上做完功課后我就看起了電視，隱約間聽到窗外的陽臺樓下有人在呼喚。由于陽臺的門是關著的，因此我也聽不清那是在呼喚誰。呼喚聲盡管斷斷續續但始終沒有停止，我就把耳朵豎直了，“張書記……張書記”的喊聲逐漸提高了分貝，我這才似乎醒悟，莫非是在叫我吧？趕緊開門下樓一瞧，可不就是我熟識的沈家霞阿姨再找我嗎！因為她認識我的時節我正在學校當書記，所以她就一直這樣稱呼我至今。

“沈阿姨你好！你怎么不按門鈴啊？你按了不響？”我很感動在這大冷天她還特意登門但卻站在單元樓的門外等了好長時間：“應該先按一個開，然后再按103。你是來送簡訊的吧？可最近一期你不是才送來不久嗎？”

“我這次是來請你接班的！我今年都79歲了，再一家一家奔波上門實在是吃不消。我們捐遺志愿者協會區里的領導讓我自己尋找接班人。”沈阿姨說得非常之動容。

沈阿姨是住在碧波花園的吳中區人士，多年前因為鐘情于捐遺事業而在居住地附近找不到志愿者組織，因此就輾轉打聽到我們所在的滄浪區內馬路社區有個捐遺志愿者第二小組很是活躍，她就不顧路途遙遠趕來加入了我們的隊伍。我們的組織活動頻繁是因為當時的領頭人李佩霞老師和劉端儀志愿者率先垂范的作用發揮得好，以至于隊伍不斷地擴展壯大。沈阿姨加入之后很是踴躍熱情，當組長印良臣病重后一直都是她義務做床前服侍直至為老印送終捐遺。印組長走后，沈阿姨義無反顧接替了組長重任，每次組織聚會都是她自掏腰包買糖果瓜子兒：每期捐遺簡報出刊都是她挨家挨戶遞送；每遇小組成員重病她都自費買了禮品上門探視……

“現在紅會都不重視，我們不搞活動也罷！其實，許多所謂組長在做的事情都是紅會的本職工作，但他們只重視人家捐款而根本不重視捐遺，以至于有的遺體就流失了。”我很是氣不忿：“想當初我的前妻去世，要不是我這個執行者抓緊、要不是年逾七旬的李佩霞老師一手操持，很難想象我前妻的捐遺能夠順利操作。”

“現在我們小組的定期聚會活動我也不想搞了，因為區里的協會領導根本約請不到，更別說市里的協會領導了，他們根本不把精力放在這里的！”沈阿姨連連嘆著苦經。

“不過，”沈阿姨還是初衷不改的實話實說：“紅會每年清明還是會堅持組織我們捐遺志愿者到上方山捐遺者紀念碑去祭掃的。”

“說到去上方山紀念碑祭掃，我的氣就更不打一處來！”我是真的動氣的：“我和前妻辦理捐遺手續（我倆互為捐遺執行者）是在紅會還不管此事之前，我倆甚至后來都不屑領取紅會頒發的捐遺志愿者證書。因為通過多次志愿者活動，我和前妻感覺不好。有一次，一位志愿者協會市級領導說‘正在努力爭取市里支持，希望能在上方山建立捐遺者紀念碑，碑上銘刻成功捐遺者姓名。’我當即表達不同意見說‘我們夫婦捐遺的第一目的是死后不占用一寸土地，這個紀念碑即便建成，我們捐遺之后也不刻名字！’這之后，我逢會必講自己及前妻的這個理念，我甚至還寫了許多文章到網絡上去宣揚這種思想，我的一篇在網上頗有影響的帖子題目就叫做《我選擇死無葬身之地》。我的這個理想還發表在紅會的捐遺簡訊上。可是，當我按照前妻遺愿鄭重表示不在上方山紀念碑上刻錄妻子名字時，我們志愿者新任區級領導卻多次告知我說要想捐遺后不刻錄名字必須另寫書面申請，否則將來子女跑到紅會鬧事誰負責啊？！試想，我們辦理捐遺手續都是有子女簽過字的，難道我們不愿意將名字刻到紀念碑上還需另行申請？這個人姓名權的權屬難道不應該得到尊重嗎？”

“是啊、是啊！”沈阿姨附和：“我是個孤兒，從小由當老師的養父帶大，養父與柳亞子還是朋友。因此我能理解并敬佩你的高尚情操！”

我接過話頭說：“我并不認為我這是高尚，我只是踐行很平常的我的人生觀而已。可是，上方山紀念碑建成后，捐遺志愿者協會每年都電話來通知我于清明節去上方山悼念捐遺的親人，這令我不堪其擾！我在網上有紀念捐遺的前妻的園地，我每天打開網絡都要看望故人。我也不希望我們捐遺之后還要麻煩子女將來到上方山去祭奠。難道我不做表面文章，就不能得到紅會的理解嗎？”

“你是不是還能考慮接替我擔任捐遺小組的組長？”沈阿姨作最后的試探。

“務虛不務實的活動我今后不參加了，替代紅會當投遞員我也沒有興趣，更別說去做該由紅會作為而他們不作為的事情！如果他們召集會議研究簡化捐遺流程并使之措施到位、研究進一步務實譬如建立器官庫（而現在捐遺者的器官大部流失）等，我還是愿意配合的。否則我堅決不予為伍、不陪專做表面文章者玩了！中央已經發出喪事從簡并捐遺捐器官的倡導，地方組織及領導不知會如何響應，我正拭目以待。”沈阿姨聽得頻頻點頭稱是。

蘇州紅會還將如何對待捐遺這項善舉，這都不影響我這個捐遺志愿者的夙愿最終兌現，因為我已經有了接續的新的幫我實現捐遺的執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