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學術語言的嚴謹、簡約，王瑤先生私下的談話是最具特色的，采取的是“王瑤式”的表達方式，充滿幽默和機智，常出人意料，又入木三分，發人深省。

先生給我留下了九句印象深刻的話，首先是對我的四次教誨。

1978年，我入學不久，他跟我說：“錢理群，我知道，你已經39歲了，年紀很大了。你急于在學術界冒出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勸你要沉住氣。我們北大有一個傳統，叫作‘后發制人’。有的學者很年輕，很快就寫出文章，一舉成名，但缺乏后勁，起點也就是終點，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傳統是強調厚積薄發。”

1981年，我研究生畢業，留校當先生助手，先生專門找我談話：“錢理群，你現在留校了，處于一個非常有利的地位。因為你在北大，這樣，你的機會就會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誘惑也非常多。這個時候，你的頭腦要清醒，要能抵擋住誘惑。很多人會約你寫稿，要你做這樣那樣的有種種好處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寫，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寫；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數，你主要追求什么東西，就要牢牢地把握住，利用你的有利條件盡量做好，充分發揮。其他事情要抵擋住，不做或者少做，要學會拒絕。不然的話，在各種誘惑面前，你會暈頭轉向，看起來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聲也很大，但最后算總賬，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東西丟了，你會發現你實際上是一事無成，那時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劇。要拒絕誘惑，牢牢把握自己所要的東西。”

在擔任助手期間，先生對我的教誨反而不多。一次在閑聊的時候，先生突然對我說：“你說人的一天有幾個小時？”

當時我就蒙了，只得隨口回答說：“24小時。”先生接著說：“記住啊，你一天只有24小時。你怎么支配這24小時，是個大問題。你這方面花的時間多了，一定意味著另一方面花的時間就少了，有所得就必有所失，不可能樣樣求全。”他禿頭禿腦地講了這一句，就不再說了。

最后的教導，是王瑤先生逝世之前留下的遺訓。那時形勢非常緊張，大家都有點惶惶不安。先生就說：“你們不要瞻前顧后，受風吹草動的影響，要沉下來做自己的學問。”

第五句話是關于他自己的選擇。有一天，先生突然對我說：“我現在老了，無論做什么事，都是‘垂死掙扎’；什么事也不做呢，又是‘坐以待斃’——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垂死掙扎’！”

我聽了卻為之一震，立即聯想起魯迅《野草》里“死火”的兩難：或者“燒完”，或者“凍滅”，而最后的選擇也是：“那我就不如燒完！”

第六句到第九句話，都是談知識分子的。第六句話是：“知識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識，其次，他是分子。所謂分子，就是有獨立性，否則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

有一次，王先生突然跟我談起一些知識分子的表現。這是很少有的，因此，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

王先生說，某些知識分子看起來很博學，談古今、說中外，其實是“二道販子”：向外國人販賣中國貨，又向中國人販賣外國貨，販賣而已。

王先生又說，還有些知識分子，很聰明，開始時也用功，在學術上確實做出了一些成績，取得了一定的學術地位。然后，就吃老本，不再做學問了，而是到處開會、演說、發言、表態，以求最大限度地博取名聲，取得政治、經濟上的好處。這就成了“社會活動家”了，卻還要打著“學者”的旗號。這時候，學術就不再是學術，而成了資本了。當年的研究，不過是一種投資，現在就要獲取最大的利息了。

今天的中國學術界里，這樣的“二道販子”恐怕是越來越多了。我不能不感佩王瑤先生的“毒眼”和遠見，同時也時時警誡自己：不要做這樣的“偽學者”。

王先生關于知識分子的第九句話，現在已經幾乎是社會流行語了：“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白說也要說。”我記得王先生先是私下里和學生、朋友說的，后來，在政協會議上一說，就傳開了。

一直到今天，人們說起知識分子的處境與選擇，也總要提起這句話，王先生也確實把知識分子的尷尬、無奈和頑強堅守說透了，而且用的又是“王瑤式”的表達方式。有意思的是，今天人們提起這句名言，已經差不多忘記了其發明者是王瑤。

我給他做助手時，王先生還說：“錢理群，我讓你做我的助手，你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嗎？現在這個時代，你要是不動，人家就把你忘了，你就負責在外面替我晃來晃去，表示王瑤的存在。”我當時非常震驚，心中悲涼，先生太聰明，看得太透。

20世紀80年代不做事的學者有兩個，一個是王瑤，一個是錢鍾書。

錢鍾書在那時也是只整理過去的文章，新作很少。王瑤太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看得太透了。他知道現代文學研究不能做得太多，不可能有大的發展，真正有作為的是古典文學研究，可是他回不去了，所以他絕望，但他還是積極有為的，體現的還是魯迅精神：反抗絕望，看清楚一切，又知其不可為而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