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間父親離開我們已經快一年了。

去年這時，也是玉簪花開得滿院雪白，我還計劃在向陽的草地上鋪出一小塊磚地，以便把輪椅推上去，讓父親在濃重的樹蔭中得一小片陽光。因為父親身體漸弱，我忙于延醫取藥，竟沒有來得及建設。9月底，父親進了醫院，我在整天奔忙之余，還不時望一望那片草地，總不能想象老人再不能回來享受我為他安排的一切。

哲學界人士和親友們都認為父親的一生總算圓滿，學術成就和他從事的教育事業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見到了時代的變化，生活上有女兒侍奉，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學的清純世界中自得其樂。而且，他的重要著作《中國哲學史新編》，八十歲才開始寫，許多人擔心他寫不完，他居然寫完了。他是拼著性命支撐著，一定要寫完這部書。

父親在最后的幾年里，經常住醫院，1989年下半年起更為頻繁。

又一次，父親不負我們的勞累和擔心，平安回家了。我們笑說：“又是一個驚險鏡頭。”12月初，他在家中度過九十四歲壽辰，也是他最后的壽辰。這一天，丁石孫先生等幾位民盟中央的負責人前來看望，老人很高興，談起一些文藝雜感，還說，若能匯集成書，可題名為“余生札記”。

這余生太短促了。中國文化書院為他籌辦了慶祝九十五歲壽辰的“馮友蘭哲學思想國際研討會”，他沒有來得及參加，但他知道了大家的關心。

1990年年初，父親因眼前有幻象，又住進醫院。他常常喜歡自己背誦詩詞，每次住院，總要反復吟哦《古詩十九首》。有記不清的字，便要我們查對。“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他在詩詞的意境中似乎覺得十分安寧。一次醫生來檢查后，他忽然對我說：“莊子說過，‘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 潰癰’。孔子說過，‘朝聞道，夕死可矣’。張橫渠又說，‘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我現在是事情沒有做完，所以還要治病。等書寫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我只能說：“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父親微笑不語。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淚來，坐在車上，更是淚如泉涌。一種沒有人能分擔的孤單沉重地壓迫著我。我知道，分別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希望他快點寫完《新編》，可又怕他寫完。在住院的間隙，他終于完成了這部書。親友們都提醒他還有本《余生札記》呢。其實老人那時不只有文藝雜感，還有新的思想，他的生命是和思想、哲學連在一起的。只是來不及了，他沒有力氣再支撐了。

人們常問父親有什么遺言，他在最后幾天有時念及遠在異國的兒子鐘遼和唯一的孫兒馮岱。他用力說出的最后的關于哲學的話是：“中國哲學將來要大放光彩！”他是這樣愛中國，這樣愛哲學。當時李澤厚和陳來在側，我覺得這句話應該用大字寫出來。

作為父親的女兒，而且是數十年都在他身邊的女兒，我在他晚年身兼幾大職務——秘書、管家兼門房，醫生、護士帶跑堂，照說對他應該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無哲學頭腦，只能從生活中窺其精神于萬一。根據父親的說法，哲學是對人類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總是在思索，在考慮問題。因為過于專注，難免有些呆氣。他晚年耳目失其聰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雞”。其實這些呆氣早已有之。抗戰初期，幾位清華教授從長沙前往昆明，途經鎮南關，父親的手臂觸城墻而骨折。一次金岳霖先生對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說：“當時司機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過城門了。別人都很快照辦，只有你父親聽了這話，便考慮為什么不能把手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區別是什么，其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是什么。還沒考慮完，已經骨折了。”這是形容父親愛思索，那時正是因為他在思索，根本就沒有聽見司機的話。

他一生都在不斷地思索，不論遇到什么挫折，遭受多少批判，他仍頑強地思考，不放棄思考。不能創造體系，就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也是一種思考。而且在思考中總會冒出些新的想法來。他自我改造的愿望是真誠的，沒有經歷過20世紀中葉的變遷和六七十年代各種政治運動的人，是很難理解這種自我改造的愿望的。

幸虧到了新時期，人們知道還是自己的頭腦最可信。父親明確采取了不依傍他人，“修辭立其誠”的態度。我以為，這個“誠”字并不能與“偽”相對。需要提出“誠”，需要提倡說真話，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悲哀。

父親的呆氣里有儒家的偉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到“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地步；父親的仙氣里又有道家的豁達灑脫。秉此二氣，他穿越了在苦難中奮斗的中國的20世紀。他的一生便是20世紀中國文化的縮影。

據河南家鄉的親友說，1945年祖母去世，父親與叔父一同回老家奔喪，縣長來拜望，告辭時父親不送，而對一些身為老百姓的舊親友，父親則一直送到大門口，鄉里傳為美談。從這里我想起父親和讀者的關系。父親很重視讀者的來信，許多年中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動常常是寫信。后來我曾代他回復一些讀者來信，尤其是對年輕人，我認為最該關心，也許幾句話便能幫助他們發掘了不起的才能。但后來我們實在沒有能力做了，只好聽之任之。

時間會撫慰一切，但是去年初冬深夜的景象總是歷歷在目，我想它會伴隨我進入墳墓了。當晚，我們為父親換衣服時，他的身體還那樣柔軟，就像平時那樣配合。他好像隨時會睜開眼睛說一聲“中國哲學將來會大放光彩”。我等了片刻，似乎聽到一聲嘆息。

不得不離開病房了，我們圍跪在床前失聲痛哭！鐘遼扶著我，可我覺得這樣沉重而孤單！在這茫茫世界中，再無人需我侍奉，再無人叫我的乳名了。這么多年，每天清晨最先聽到的，是從父親臥房傳來的咳嗽聲，每晚睡前必到他床前說幾句話。我怎樣才能從多年的習慣中走出來！

然而日子居然過去快一年了。只好對自己說，至少有一件事稍可安慰。父親去時不知道我已抱病，他沒有特別的牽掛，去得安心。

文章將盡，玉簪花也謝盡了。鄰院中還有通紅的串紅和美人蕉，記得我曾說串紅像是鞭炮，似乎馬上會噼噼啪啪響起來。而生活里又有多少事值得它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