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曾冷靜發問：娜拉出走后怎樣？他的提問有現實意義，“五四”前后，很多女性忽而覺醒，離異、逃婚者有之，離家出走者有之，但在當時的大環境下，離開家，就能走向光明嗎？
似乎是為了給這個問題一個答案，數年之后，呼蘭小城里一個名叫張榮華的姑娘，像娜拉一樣拒絕了被掌控的命運，離開生活了19年的家，去異鄉，走異路，尋找新的可能。
也許是因為張姑娘才情卓然，她沒有再回去，也沒有墮落，還成了作家。只是那一路嘗盡艱辛，被遺棄、遭家暴，經受各種困頓羞辱。31歲那年，她病死在香港，至死不甘地說：“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為我是一個女人。”
對，張姑娘就是我們熟悉的蕭紅，她印證了魯迅的說法，在一個男權至上的社會里，女人單方面的勇氣，無濟于已經確定的命運。然而，世態蕪雜，案例繁多，在蕭紅拎起箱子關上家門的20多年前，也有一個女子，逃出了讓她倍感窒息的家，走出了一片新天地。
那個女子名叫呂碧城，安徽旌德人，父親曾任山西學政。呂碧城12歲那年，父親去世，兩個異母哥哥都早逝，家中沒有男嗣，呂家的財產因此為族人覬覦。他們甚至將呂氏母女囚禁，后來在官方的干預下，呂氏母女獲得自由，但光景已經大不如前。
呂碧城10歲時，與同鄉汪家定親。按照戲劇里的邏輯，訂婚的人家，若有一方家道中落，另一方必然會嫌貧愛富地悔婚，通常是女方嫌棄男方。可到呂碧城這里卻顛倒過來，汪家見呂家今非昔比，老實而不客氣地提出退婚。
這種單方面的毀約，是一種羞辱。許多年后，呂碧城的同鄉胡適之對包辦婚姻雖多有腹誹，但怕傷了母親的心之外，更怕毀了一個女孩的幸福，他放棄了異國戀情，迎娶了“村姑”江冬秀。按照這個說法推想，呂碧城算是被毀掉了，注定要在同鄉人的冷眼與白眼里，過她萬劫不復的一生。
但呂碧城是不肯認命的，好在命運也肯幫她。她有個舅舅叫嚴朗軒，當時任塘沽鹽課司大使，呂夫人便攜帶女兒投奔兄弟而去。雖然嚴朗軒不過是八品小官，但相對于安徽老家，塘沽更得風氣之先，能夠躍身到一個更大的天地。
她在塘沽生活了7年。1903年，嚴朗軒官署里有位方秘書的太太要到天津去，呂碧城想要隨行，看看有無深造的機會。嚴朗軒大為光火，那時還是光緒年間，一個女孩子要外出就學，讓這個當小官的舅舅實在難以理解。倔強的呂碧城沒有被舅舅的怒火嚇住，在秘書太太離開的第二天，她不辭而別，一個人來到了火車站。
光緒二十九年的一天，呂碧城一個人出現在火車站，沒有娜拉的箱子，甚至連買車票的錢都沒有，靠逃票上了火車。還好，在車上，她遇到了貴人，天津“佛照樓”旅館的老板娘。老板娘與她一見如故，不但幫她買了車票，還把她帶到自己家里。
到達天津的第一晚，呂碧城便給住在《大公報》報館的方太太寫信，這封信，湊巧被《大公報》的總理英斂之看到。呂碧城那一紙飄逸的字跡首先入了英斂之的眼，她的才情讓他遙生好奇和憐惜之心。他和妻子一道拜訪了她，將她接到《大公報》報館。那晚，這對比呂碧城大了十幾歲的夫婦，和這個年輕的女子暢談到深夜。
他們大概談到了女權等話題，呂碧城當晚揮毫作了一首《滿江紅》。第二天，英斂之將這首詞作發表在《大公報》上，還以夫人之名寫了跋語，稱之為“極淋漓慷慨之致，夫女中豪杰也”。他又將呂碧城推薦給嚴復、傅增湘、方若等津門名流，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帶她出入于老男人飯局。當時的文化名流如鐵花館主、壽春廬主紛紛與她唱和，《大公報》“雜俎”專欄，幾乎成了她和她的唱和者的私家花園。
這次離家出走，對于呂碧城真是一趟夢幻之旅，短短幾個月，她就在天津成了名。那些文人們的酬唱也許還有對“蘿莉”作家的隱秘情結，但秋瑾女俠作為同性也對她另眼相看。秋瑾本人也曾以“碧城”為筆名，一次拜訪之后，她表示，此生不再用這個筆名，留給呂碧城專用。
無疑，英斂之是呂碧城最有力的幕后推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況這個知己，亦非凡人。他是《大公報》的創始人，有一番坎坷奇特的經歷，當時他是文化名流，相貌堂堂，最難得的是，和妻子一向感情甚篤的他，幾番交往下來，對她竟有了異樣的感覺。
在日記里，英斂之自嘆“怨艾顛倒，心猿意馬”，而他那本來對呂碧城十分熱情的妻子，也覺出幾分異樣。她為之傷感，居然要發奮進學，不落呂碧城下風。
蕭紅當即就愛上了“救了她”的三郎蕭軍。可是，從頭到尾，沒有資料證明，呂碧城對英斂之有過非分之情。
不但對他，她一生遇到的出眾男子多矣，袁世凱的公子袁克文、李鴻章的孫女婿楊云等，都算是她廣義上的男閨密，但她誰都沒有愛上。她甚至認為，包辦婚姻都好過自由戀愛，包辦婚姻若不幸福，還可以歸咎于父母；自由戀愛若是失敗，其懊惱悔恨，遠甚于包辦婚姻。
嚴復曾說她：“心高意傲，舉所見男女，無一當其意者……比平常士夫，雖四五十亦多不及之者……此人年紀雖小，見解卻高。”
她自己則對朋友這樣解釋：“生平可稱許之男子不多，梁任公（梁啟超）早有妻室，汪季新（汪精衛）年歲較輕，汪榮寶尚不錯，亦已有偶。張嗇公曾為諸貞壯作伐，貞壯詩固佳，奈年屆不惑，須發皆白！我之目的，不在資產及門第，而在于文學上之地位。因此難得相當伴侶，東不成，西不合，有失機緣。”
細看這段話，她其實看得上梁啟超和汪榮寶，可見她并不是一個獨身主義者，只是機緣不湊巧。有人非要問她袁克文如何，她淡然一笑：袁屬公子哥，只許在歡場中偎紅依翠耳。她與他是真朋友，所以看他倒比別人都清楚。
清醒孤高如呂碧城，“不遇天人不目成”，她不騙自己將凡人當天人。
因此，當那個呆子吳宓自說自話地為她寫推介文章，盛贊她的才華之后，居然以須眉濁氣去推想她的“剩女情懷”：“集中所寫，不外作者一生未嫁之凄郁之情，纏綿哀厲，為女子文學中精華所在。”他以為的恭維，卻是對她嚴重的冒犯，呂碧城拒絕與他見面，還怒斥他為無聊文人。
但她的決絕磊落，也讓她失去了靠在哀怨上歇歇腳的機會。與愛無緣的一生，呂碧城做了太多事情，辦女學、做生意、求學美國、游歷歐洲，她不覺中以親身經歷證明：即便對于女人，愛情也不是人生的全部。作為一個女學的創辦者，她的人生對于女人有更多的借鑒意義：是你自己，而不是別的人，決定你的一生最終會不會是一個泡沫。
若是遇不上，沒有愛情也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