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正在燕京大學讀書的周汝昌寫了一篇關于《紅樓夢》研究的文章，發表在了當年的《民國日報》上。胡適在看到這篇文章后，很欣賞周汝昌獨到而大膽的觀點，于是就給他寫了一封信，在信中與他的觀點做了探討。

周汝昌接到胡適的這封信后，年輕氣盛的他很不服氣，立刻動手寫了封回信予以反駁，很快胡適又回了信。一來二去，兩個人在書信中開始了觀點的碰撞，并且成為了無話不“寫”的忘年交。

隨著交往的深入，周汝昌得知胡適收藏有甲戌本的《紅樓夢》，于是就冒昧地向對方提出想要借閱的要求，原想著胡適肯定舍不得把如此珍貴的書借給一個名不見經傳且從未見過面的年輕人，但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僅僅過了幾天的時間，胡適就托人給他捎來這本甲戌本的《紅樓夢》，在包著這本書的舊報紙上，胡適用毛筆在上面工整地寫著：燕京大學四樓周汝昌先生收。

看到這一行字的時候，周汝昌的心里頓時感動至極。且不說此書的珍貴，也不說兩個人素未謀面，單是大名鼎鼎的胡適能夠用“先生”這樣尊貴的字眼稱呼一名年輕學子，這足以讓人敬佩。

借給人書本身是一件極為普通的事情，胡適卻能夠讓人從中感受到對人的無以復加的尊重，這應該成為我們后人學習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