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會開完后是要投票的。在安理會，投什么票，成員國通常事先打招呼、有溝通，都知道各方要投什么票。

安理會開會有一個多年形成的習慣性做法：會議廳的第一排必須坐人，若該成員國的大使不在，坐在第二排的人要替補上來，代表該成員國參加會議和投票表決；若位子空著的話，就被視為棄權或缺席。

我到聯合國工作沒多久就發現，在安理會，各國大使都是大腕，有架子，開會常遲到，用中國老師評價一些學生的話說就是“自由散漫”。經常是開會時間已經到了，有的大使還在走廊里聊天。這個時候，安理會主席就用木錘子敲桌子，提醒大家要開會了。有一次我舉手發言，“建設性”地抱怨說，主席先生這么敲錘子，等于懲罰已經到會的人，沒有到會場的人卻聽不見，這不公平。英國大使戴衛勛爵開玩笑說，應該像中國京戲里那樣敲鑼。英國同事的話提醒了我，我想起小時候走村串戶的賣貨郎經常搖著一個撥浪鼓，我說，中國的鑼聲音太大，安個電鈴又得拉一條電線，不如找一個搖鈴。于是，安理會經過表決，批準了一項專門“預算”，同意購買一個搖鈴，命名為“李氏鈴”（LiBell）。這算是我代表中國人民對聯合國安理會所做的一點兒“貢獻”。

安理會主席由常任理事國和非常任理事國按國名的英文首字母順序按月輪流擔任，任期一個月。常任理事國通常由其常駐聯合國代表出任，而非常任理事國，特別是一些中小國家有時由外長來當主席，或由外長當一段時間，主持一兩次重要會議。常任理事國外長在遇到重大、熱點問題時也參加安理會會議。

我擔任安理會主席時，秘書處給我派了一個秘書，專門登記發言的人數和次序。誰要求發言，誰就向這位秘書報名。

安理會開會時總有一些常用的套話。如輪到某位大使發言時，他總會說，感謝主席先生，祝賀某某大使（指前一位發言者）的精彩發言，然后才轉入正題，說自己想說的話。

有次開會我按順序點名，叫各位大使發言。當我叫日本大使發言時，這位代表可能是年齡大，太累，也可能是會議內容單調乏味，竟然睡著了，沒有聽見我叫他發言。我又叫了一遍，日本大使才被坐在后面的助手叫醒。

很快，日本大使進入另一種狀態，有板有眼地開始說：“感謝主席先生，祝賀某某大使的精彩發言……”全場哄堂大笑，因為日本大使祝賀的某某大使還沒有發言呢。

日本大使馬上意識到自己搞錯了，但他久經沙場，臨場應變經驗豐富，只見他慢悠悠地解釋說：“今天安理會的討論不熱烈，氣氛很沉悶。我故意說錯話，讓大家高興，會場氣氛就能變活躍了，這樣我們的討論可以變得更熱烈、更深入。”大家又都笑了。

在安理會，最活躍的角色當屬5個常任理事國。“五常”在重大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上往往有不少共識。哪怕在一些問題上有分歧，也會高調保持溝通。只要一家有要求，就隨時舉行“五常”磋商。磋商通常由其中一國擔任協調員，按中、美、俄、英、法的次序輪流“坐莊”。安理會一些重大的決議草案或主席聲明稿，通常由“五常”事先磋商并達成共識之后，才拿到安理會全體會議上討論，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除了“五常”大使保持密切的工作關系，“五常”外長也就重大問題舉行不定期磋商，有時還舉行“五常”領導人的會晤。這些都體現了“五常”對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高度責任感。

“五常”大使談完正事后也會聊些輕松話題。有一次，奧爾布賴特建議“五常”大使都學用電腦，在電腦上打自己的發言稿。她是教授出身，寫過書，有基礎。英國代表說他年紀太大了，就不學了。俄羅斯大使說，他有秘書，不用學。法國大使表示，他有空得學打馬球，沒時間學。我也不會用電腦打字，在“五常”大使中資歷最淺，就對他們說：“我們應當發揚民主，我愿意服從多數。”奧爾布賴特的建議最后沒通過，我至今也沒有學會用電腦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