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個晚上，一大群人擠進美國曼哈頓國家藝術(shù)俱樂部，去見證一部用55年的時間完成的處女作的出版。作者是75歲的大學(xué)教授、風(fēng)趣的珍妮特·格羅斯，她在書中講述了自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職于《紐約客》雜志的故事，那時該雜志正如日中天。

一位特約撰稿人回憶說，格羅斯散發(fā)著中西部人的和藹可親和干練。“你會看到，簡多有本事——她夏天要去度假的話，神不知鬼不覺地就把頂班的人安排好了。”英國作家安東尼·貝利那時也在《紐約客》工作，后來他跟格羅斯成為好朋友，他說，在“一群瘋瘋癲癲或者半瘋癲的作家”當中，格羅斯就是“快樂的化身”。

格羅斯從明尼蘇達大學(xué)畢業(yè)后就來到紐約，立志要做一名作家，在通過E.B. 懷特的面試后她便進入了文學(xué)出版中心，但她從來沒在《紐約客》上發(fā)表過東西。她曾在美編部門呆過很短同時也很不開心的一段時間，職責(zé)是回復(fù)漫畫投稿，其余大部分時間里她坐在電梯旁前臺接待員的椅子上，“鳥瞰一切，并順便盯著一個我?guī)н^去的電爐”，她說。

格羅斯的回憶錄名叫《前臺接待員：在<紐約客>的成長》。

對于從未升過職，她給出了幾種解釋。那會兒也沒有職業(yè)人士做她的榜樣。“女性沒有接受過肯定自己的培訓(xùn)——奧普拉還沒出現(xiàn)，”格羅斯女士說，“我不清楚我要去哪里、我是誰。”

《紐約客》有一種特殊的文化，員工的頭銜和職責(zé)不夠清楚，這也阻礙了她的進步。如特里林所說：“升遷很不容易。你看不見梯子在哪里、誰扶著梯子，更不用說如何往上爬了。”

但是，多年來，格羅斯也欣然接受了前臺接待員的角色以及隨之而來的回報，如接觸20世紀一些最有天賦的作家。相對于能夠跟作家交朋友和參加簽售會，也許更令人嫉妒的是她夏季的假期：她在《紐約客》工作期間去過8次歐洲，每次都至少一個月，通常還都是帶薪假。“《紐約客》認為他們的前臺接待員可以度很長時間的暑假。”格羅斯故作嚴肅地說道。

那時，格羅斯頂著12英寸長的金發(fā)，穿著定做的裙子，所以經(jīng)常有男士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不過她的情路并不順利。她回憶起跟《紐約客》一位她沒有透露真名的漫畫師的戀情，她將自己的初夜獻給了他。在發(fā)現(xiàn)他已經(jīng)跟別的女人訂婚后，發(fā)狂的格羅斯打開她格林威治村寓所的煤氣、躺到床上，試圖自殺。這是回憶錄中最讓人揪心的部分。

在她向讀者朗誦回憶錄的段落時，格羅斯談到了自己在前臺接待員座位上呆過的歲月，以及她想通了《紐約客》是否虧待了她這件事。想想那些假期、靈活的時間安排以及許多無形的好處，她得出結(jié)論：“是誰占了誰的便宜還不一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