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會接受現狀，但是接受永遠不是消極、被動、唉聲嘆氣地去忍受，接受里包含著一種行為價值的建立。

今年的就業形勢很嚴峻，很多人都抱怨，怎么我們就這么倒霉趕上金融危機了?但你能改變現狀嗎?

于丹以她自己的人生經歷告訴我們，要迅速地接受下來。在你迷惑不解、怨天尤人的時候，有一些機遇已經被別人拿走了。

第一份工作與曾有的生活天壤之別

1989年，我就業了。在那一年，我們遇到一個新的政策，就是讓大學生下放。我們分的工作很好，我的第一份職業是分在文化部下屬的中國藝術研究院，這跟我的專業非常對口，因為我當時是古典文學先秦兩漢方向畢業的碩士生。但是，我們是要下放鍛煉的，我們的鍛煉可不是說打起包來鍛煉倆禮拜就回來的那種，我們是帶著戶口，下到藝術研究院下屬的印刷廠，這個地方在北京的南郊一個叫柳村的地方。那時候如果大家鍛煉得、表現得很好，可能就陸續回來，如果鍛煉得不太好，可能就多呆一陣子，呆多久我也不知道。這是我的第一份職業。

我那時候經歷了多大的心理落差呢?我從上小學到碩士畢業，這十幾年間，一個人在學校里面風花雪月，浪漫得不著邊際，恨不得不吃不喝，光憑著吸風飲露吟詩，然后像林黛玉那樣埋埋花瓣日子就能過下去了。我那時候長發披肩，每天腦子里全是詩詞歌賦。我下到柳村，拎著一個塑料網兜，里面放著臉盆，叮叮當當地走在一條土路上。那條土路很長，土路兩邊有很多骨瘦如柴的大狗，我從來沒有見過那么多的狗，但也繞不開它們，因為旁邊是莊稼地，我就往里走，那個狗不停地沖上來，嚇得我腿肚子轉筋，哇啦、哇啦一邊喊著一邊往里走。走了一半，出來了我在柳村認識的第一個人，是一個叫張金鎖的農民，他看了看我，很不滿意地說：“喊什么喊，看把狗給嚇得!”我有兩個反應，第一個反應是，我們讀的卡夫卡都白讀了，這才是真正的黑色幽默；第二個反應是說，我還行啊，我也能把狗嚇著，原來它也怕我，我還以為只有我怕它呢。我從那時候起不怕狗了。

進了柳村以后，住在長院上，四間小屋，我們九個，各個名牌高校分下來的碩士畢業生，四個男孩，五個女孩，大家天天住在這里，開始在印刷廠干活。這一干活，我們發現一個巨大的問題，就是我們見不著字，是純體力活。女孩子是用汽油擦地下的油墨，男孩子是扔紙毛子，裁下來的廢紙邊，油墨滾子的油積多了之后讓我們咔嚓咔嚓。我們那時候干活多認真啊，人家是簡單地把油墨咔嚓下去就行了，我們給人家滾子都咔嚓成白的了，而且一棱一棱，都成多棱體了，人家工人真是看不起我們那樣笨讀書的人，說讓你們干點活兒，把這圓的咔嚓成多棱體了，這不都報廢了嘛。后來我們女孩子干的活兒叫“闖活兒”，就是那種銅版紙厚厚的一摞，咔，下去以后，再把它掄起來，就這樣一下我們手上就同時十幾條血口子，但是你不能帶手套的。人家大姐手上都有繭子了，我們這個手一下子血就下來了，但是這個活兒你得干，而且我們肩膀沒有勁。那個活多重啊，天天那么掄啊。

那是我真正讀的一個博士學位

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這份工作我一干就是一年半。我到現在認為，那是我真正讀的一個博士學位，我現在對那段歲月心懷感恩。我在那里學到了三種東西，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迅速地接受現狀，建立自己的起點。

我今年老聽人家說，怎么就我們這波倒霉孩子趕上金融危機了?我要說，我們之前好像也沒有這種要帶戶口下放的，我們也趕上了，你能改變現狀嗎?要迅速地接受下來。有你那樣迷惑不解、怨天尤人、怨聲載道、到處追問的時間，有一些機遇已經被別人拿走了。所以學會接受現狀，但是接受永遠不是消極、被動、唉聲嘆氣地去忍受，接受里包含著一種行為價值的建立。

到了那里以后，我們就想建立什么價值呢?那就一定要建立你自己最有特點的價值。我還記得，有一天我們在車間干著活，聽見有人給我們車間主任拿了一個書稿，說你們看誰能校對這個書稿，這些書稿的價值是一般的五倍，但大家都很著急：誰能看懂醫古文呢?我說，宋主任，讓我看一眼行嗎?我是學先秦的啊，我翻開那個的時候，如見母語啊，我們多久沒有看見字了，在這里看見古文了!我們一起分下去的有一個北大先秦碩士畢業的男孩子，姓馬，還有一個北大古典文獻專業畢業下去的孩子，姓苗，我把他們哥倆叫過來，說咱們三個能把這個活干了!車間主任半信半疑地看著我們，給我們準了半天假。我們就在堆紙的小閣樓上，坐在小板凳上，校出來給人家了。這一下子，我們在那里的地位就突然不一樣了。

我現在想想，一個剛剛從大學里出來、趾高氣昂的學生，到基層去和工人、農民交交朋友，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兒，他會告訴你樸素的生活是什么樣的。后來說的張金鎖跟他媳婦，兩個人天天跟我們聊天。我記得張金鎖24，他媳婦25，我們都是同齡人。那時候，我覺得他們比我們氣足多了，他媳婦天天拿著棒子面做的這個那個，特別香，帶著我們一塊兒吃。我記得那時候工廠里那么多工人家里的孩子，從叫小姨的，到叫姐姐的，全來找我們補習功課，我們開班似的。那些大哥大姐，對我們特別親切，我們的門沒有插銷，被子經常被大姐們抱走，拆、洗、晾，拍得蓬蓬松松的給你抱回來。我們的自行車經常被大哥推走，我記得自打我到了柳村直到回來，我都忘了自行車還要打氣，永遠有人給把氣打得足足的回來，永遠有人給擦車。我們是吃百家飯長大的，你給補功課的那些孩子，一會兒捧來一大碗粥，一會兒捧來新烙的餅，各式各樣的吃的，堆在那里。

到這個時候，我們開始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就是享受生活。你要從這個生活里面發現當下的樂趣。第一個階段是接受現實，建立價值。第二個階段，你不僅要有價值，而且要有生活的歡心。

既然你現在走不了，你就把日子過得樂呵一點，我們既然在這里，我們為什么要咬牙切齒皺著眉頭在這里呢?我們不能快樂地在這里嗎?所以我們開始在那兒和大伙交朋友、玩兒，特別高興。我們用電爐子煎雞蛋。我們當時拎的是大磚頭的錄音機，聽崔健的搖滾，聽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吼1234567；我們那時候唱花房姑娘、唱一塊紅布。我們在那個地方，四間屋子，第一間，很擠，我們的男孩子很紳士，四個男孩子擠在第一間里，三個女孩子住第二間，兩個女孩子住第三間，把一問騰出來做我們的圖書室。我們開始從家搬去大量的書，我們在那買了一本特大的臺歷，叫我們家的家史，每天大家把好玩兒的事寫在上面，日子變得快樂而且從容。大家知道要讀書，我們要在這個地方完成跟大家的融合，去享受那種快樂。我們在那個地方體會到了一些真正的情誼，因為我們走出了單純的校園，在那里你們也會看到人性的爾虞我詐，當地也有一些掌握了我們戶口的壞人，要整治我們，成天想著把我們這幾個女大學生調到他們辦公室去，我們都不想去。怎么辦呢?采用最原始的辦法，在工人里面認哥哥，讓哥哥們保護我們，我們就是不去，我們愿意在車間里干重活。然后人家調令來
了，我記得有一個獨眼龍，黑黑瘦瘦，面貌近乎猙獰的一個工人大哥，那個田大哥堵在門口，拍著胸脯說，我不信，我一個共產黨員保護不了幾個女娃娃。

這都是我們親歷的生活。我為什么說在第二個階段我們真的非常快樂?因為其實我后來直到今天，我都很慚愧地說，我再也沒有一個完整的階段能夠和草根階層完成這樣一種水乳交融。那種時候，你覺得你是他中間的一員，你吃的喝的都是他們的，你受他們的保護和恩典，那種時候，你跟他們是完完全全一樣的人。如果你們說，這從上小學一直到碩士畢業，根本就沒有離開校園的，一下子給扔到村里，這日子怎么過呢?你去發現價值吧，不僅有價值，而且有快樂，而且有尊嚴。

第三個階段，就更高級一點，你說你日子也過好了，也挺樂呵了，我們還要做什么呢?就去建立你自己個人心靈上那樣的一種真正帶有光芒的、屬于未來的那種個人的人格和品質。你要去做更多更多的東西。所以第三步是心靈價值系統的建立。

我的第一本書是在柳村寫的，那時候沒有電腦，拿手寫。我們一幫同學寫了一本跟柳村完全不搭界的書，叫《東方閑情》，講的是中國文化中的那些，比如說下棋、賞畫、品茶、聽戲、古玩、金石篆刻，是一種東方人的玩賞。我寫的是那一章題目是《紅曲書上》，“曲書”就是地毯，紅曲書上是演昆曲的地方。時隔18年之后，我后來寫《游園驚夢昆曲藝術之旅》，很多人都說你怎么寫昆曲呢，我想說更早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就寫這些東西了，那跟周圍的范圍完全不同，但是你可以建立一個心靈的空間。我那時候的日子是什么樣的呢?白天肯定是要上班的，在工廠里，我那時候頭發厚厚的，長長的，盤起來，穿上靴子，穿上工作服去干活，干得挺樂呵。后來不干累的活了，都是技術活，挺高興。到下午五點來鐘，下班了，女工們一起洗澡，洗完澡以后，那么厚的頭發得晾，天不是太冷的時候，我就騎著我的二六的小女車，在柳村田埂上一圈一圈地騎。我們出村的地方有一個西瓜攤，五六毛錢就能買一個，把西瓜放在車筐里，夏天是白布的裙子，春秋是牛仔裝，在村里騎著，看的是炊煙、麥浪，聽的是孩子奔跑和高門大嗓門的農婦一起嬉笑的聲音。大概有半個多鐘頭，頭發也半干了，回到我的小屋里，把西瓜一切兩瓣，拿勺子吃一半，然后坐下寫我的書稿。寫著寫著你聽長院上熱熱鬧鬧的人群，然后燈亮起來了，逐漸人都散去了。我寫到晚上十一二點，想關關燈，通通氣，放放風，把屋門打開，燈全關上，拎著一把高背大木頭椅子。長院上就一盞路燈，我放到路燈的正中間，坐在那兒很悠游地想想今天的日子，把剩下的半個小西瓜吃完，然后就可以回屋睡覺了。在后來的那段時光里，我覺得我過得很田園，你可以在那里可以寫書，你可以看到自己心里的一種光芒。

我記得有一次回城里辦事，然后再騎車回柳村的路上，那個早春，周圍還一片簫瑟，從新街口那條街上穿過去的時候，兩邊都是烤羊肉串的小攤子，煙熏火燎，早春的枝干還沒有冒出綠色。就那一片市井的喧囂里，我忽然聽到街邊的小音像店，傳出清亮高亢的男聲，我聽到—句歌詞“生命終究難舍藍藍的白云天”。那是1990年，那是羅大佑的《戀曲1990》剛剛在大陸發行，那時候沒有CD。只有盒帶，8塊錢一盒，我身上就10塊錢，我買了那盒盒帶，回來再推起自行車的時候，你抬頭看看天空，你會真的明白，什么叫“生命終究難舍藍藍的白云天”。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的第一份職業直接進入了藝術研究院，直接就坐在那里看稿子，面對古籍也許不是今天的我，我可能會很矯情、很脆弱，不堪一擊，我會陶醉在自己的風花雪月里而憤世嫉俗，我會抱怨這個世界給我的還太少，還不公平。會少了什么呢?就是少了感恩。柳村的經歷給我最好的東西是什么?是讓我學會了平常心，讓我知道，不管你是求職、就業，還是人際交往，這個世界上不給你什么都是應該的，那是本份。但一旦給你，就是情份。如果沒有這段日子，我可能會覺得得不到什么都抱怨，得到什么都是本份，如果那樣想的話，你就惟獨少了感恩。所以大家覺得今年的就業難嗎?我跟大家說的就是我的就業，我的第一份工作，從1989年的下半年一直到1991年的年初，我整個90年是在那里度過的。這段日子我現在很懷念，非常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