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孟非大紅大紫，可誰知道，他成名前是一名典型的“勵志哥”。他幼年不幸，父母離婚，中學時早戀，高考落榜，打過苦工，受過工傷，成名后的他不拘小節，私底下愛講黃段子——

他現在是江蘇衛視貨真價實的臺柱子，也是極少數地方衛視直接培養出的具有全國知名度的主持人。臺里所有大場面的活動他都得去撐場子，用江湖氣的稱呼那是“一哥”。他用戲謔的方式解讀什么是“一哥”—— 一進臺門口就能看見的兩張大海報，是兩個新聞主播，而他的照片，掛在廁所門口。

孟非出生在山城重慶，父母都是媒體人，長年兩地分居。父親在西安電視臺，孟非跟著外公外婆在《重慶日報》社的家屬院生活，直到12歲，才和父母、哥哥團聚于南京。這次團聚對他來說并不算喜訊，父母永遠在“冷戰”，從他小學四年級直到高中畢業方才離婚。哥哥歸父親，孟非歸母親，姓氏也隨了母親。生活在母系氏族的男孩膽小懦弱，父母離婚會給孩子造成陰影，是孟非不能認同的社會成見。但他也承認，高考那年父母的離異對他的落榜或多或少產生了一些影響，只不過他不想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你看那些農村孩子家里什么樣？人家書照樣念得好，所以書沒念好別找這些原因。”

“這種影響是點點滴滴在你的生活當中，每一天你都在這種環境和陰影當中，你可能會在身上形成某種東西，你會把很多事放在心里，不會很陽光，那種家庭氛圍會和別的不一樣，有很多事你自己去消化。”他養成了很自覺地自我保護的習慣，和最好的朋友也不提家里的事。采訪中更是能感受到他面前有一堵墻，似乎有問必答，但感覺滴水不漏。

他念不好的書僅限于理科，這讓他成為文科老師的寶貝和理科老師眼里的白癡。通常一張數學卷子有6面，需要做一個多鐘頭，但孟非20分鐘就交卷了，因為他不會。后來，考試時他甚至會問旁邊的同學：“這是化學還是物理？”

中學時他已然早戀，盡管他并不承認十五六歲談戀愛算早戀，并且振振有詞地說，十五六歲是古代情竇初開的年紀。“我不認為我算很早，我經常問那些男女嘉賓，27歲怎么從沒談過戀愛？沒有時間。你怎么會沒有時間呢？好了，22歲都沒有戀愛過，一到工作了又要花時間找工作，要好好工作，你不能，你要是工作又耽誤了，你說這些事互相影響嗎？按照法律規定22歲就是說‘大四’的時候是可以結婚的。”

孟非的中學曖昧對象會把自己的卷子寫完不填名字直接扔給他，然后把他的卷子拿過來默默做。他的記憶力很好，能記住所有公式，但他不做題，考試時傻眼，不懂得如何把題目套進公式里。現在說起來好像正常智力的人都不會犯這種錯誤，那時化學老師就認為孟非的智力有問題，對他爸爸說：孩子正在發育期，要加強營養。“當你明白過來的時候吧，你少得太多了，就是補都沒法補的那種地步了。”

可是他的文藝才能又很出眾，語文課所有難題老師都會叫他起立解答，主持校內各種活動均不怯場。“這是一種補償，人總要在一個團體里邊找到一種平衡，一種支撐，培養點自信，人總要找回點尊嚴吧！”

上高三時孟非對自己采取了一種放任自流的態度。“比較了解我的老師知道我是內心還比較上進的青年，但不是每個老師都會這么了解我，我具有大多數‘混混’表現出來的那種外在的東西。”所謂“小混混”的外在，就是抽煙、遲到早退、曠課、借女同學的錢不還，和狐朋狗友看電影、吃飯。

1990年，他高考落榜，這在他意料之中，父母都已接受了這個現實，可實際上孟非的心情并非一潭死水，他比喻說：即使人知道自己總是要死的，當醫生告訴你快死了時，還是重大的打擊。“那個時候能不能上大學是個分水嶺，很明確的一個界線，你就被這個社會劃分到另外一個階層里了。能上大學就意味著人生一個更高的平臺，更高的起點，更多的選擇；你沒有機會上大學那你的選擇就少一些，你和很多同齡人站在一塊兒排隊，當然會有自卑感，往大了說，一直伴隨到現在。”

孟非被排在了“無業青年”那一隊，他上了一學期自考班后，和朋友們去深圳淘金了。剛剛改革開放，漁民在碼頭卸下貨后，會有一批扛大個的青年把貨送到酒店、飯館，孟非干的就是這種活兒，生意旺的時候一天可以賺幾百塊，可誰也保證不了明天會有活兒。盡管干著苦力，他內心卻非常明白自己和其他后進青年不一樣，未來也不一樣。

他的父親是江蘇電視臺的一名中層干部，本來安排子女并不是很難的事，但父親一直沒有為孟非求過人。“人到中年我覺得好多事都能理解，不是我兒子‘海歸’回來了和領導說說啊，這挺有面子的事兒。你兒子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你去和領導開口，也丟臉，人一句話就把你回了，不符合標準呢！”

當時孟非并不理解，并有些許的怨恨，這導致他形成一個看起來有點悲觀的人生原則：永遠不對別人的幫助抱有太高期許，哪怕是你的父母。

他的第一個正式職業是《江蘇廣播電視報》印刷廠的臨時工，如果干得好，或許有機會轉正。那一年他出過印刷廠建廠以來最大的事故——左手卷進了開動的機器滾筒里。在醫院里，他在沒有打麻藥的情況下，中指和無名指的指甲被拔下來，充分理解了江姐所承受的痛苦。

受傷之后的孟非更惹領導厭煩，他的工傷導致工廠安全大整頓。在得知自己被扣了50元獎金后，孟非大鬧車間，然后卷起鋪蓋揚長而去，又混在了社會上。他媽媽看他實在無所事事，讓他進入電視臺當臨時工，有活兒的時候一天50元錢，這一干就是七八年，至今孟非也回想不起自己是哪一年轉的正。

“在中國要獲得身份都不容易。這就牽涉到組織人事方面的事，這是我一輩子都沒搞清楚的事情，它以什么方式、什么條件給哪些人。”電視臺的人事制度都差不多，分為正式、臺聘、部門聘、欄目聘和臨時打雜。以前當臨時工的時候，電視臺一分帶魚、衛生紙之類的福利，他們這些臨時工要負責搬東西，但搬完后沒他們的份兒。

轉正對于孟非就是“光榮地獲得了分帶魚的資格”。“到了那一天，你覺得屈辱過去的時候，由別人搬來帶魚給你，那些人就是當年的你。你說那時候會有什么感覺？有人覺得我今天終于混出來了，老子今天終于混出頭了。但是我的感覺，這就是生活。”

他當臨時工的時候，全國30個省級衛視，江蘇排名二十六七，居于末流，完全與當地GDP不符。換了臺長之后，還是那幫人，卻進入了第一方陣。孟非老是不客氣地說這個崛起與“南京零距離”有直接關系，在南京所有能收到的電視節目里，這檔民生新聞類節目排名第一。

孟非在南京市民的心中，幾乎是正義的化身，他的敢言敢怒變成一種標志。“這是中國老百姓對新聞、對社會公平的需要沒有多少選擇途徑的結果。”1小時的直播節目里有8分鐘的讀報，大約千字的稿件是孟非自己撰寫的。他沒少惹過禍，比如批評省委常委，被領導叫去談話，他還曾經挨過黑磚。受傷的時候，就由另一位女主持代班。

剛接棒的前100天他沒有休息過，后來的四五年間，改成每周休息一天，到了末期他發現自己寫不出稿子了。有個說法叫“新聞四季歌”，年初從“春運”開始，過年、學雷鋒、兩會、高考、下雨淹水……年年翻來覆去。孟非說：“一個節目不能一個人做得時間太長，主持人也要有一種放松的、修養身心的方式，一直消耗不利于人才的科學使用。但是電視臺和其他行業一樣都挺浮躁的，他沒有給你機會和培養你的時間，一個新人他不會說給你機會讓你先試試，節目的投入都挺大的，像我們黃金時間的節目，試不起。”

“南京零距離”有100多人的團隊，可觀眾認識的只有孟非。“這個職業有這個特點，100多人的鋒芒由你一個人享用。但是節目不好的時候，人家不罵制片人，也不罵記者，就罵你，說你節目做得太爛了。主持人這個行業，它的特殊性就在于，你會獲得很多本不該你獲得的東西。但是同樣，你也要面對一些本不該你面對的責難。我覺得這就是生活公平的地方，你不能只想著榮譽都是我的。”

作為主持人，他是個缺乏表現欲的人。“我們三個在節目中，你把程式化的東西去掉，我的話也不多。大多都是樂嘉和黃菡在說。我的功能就是‘你說……等會兒你說’。我就干這個。我討厭一驚一乍。我特別羨慕4個小時節目從第一分鐘到最后一分鐘都跟吃了藥一樣，興奮得不行的主持人。怎么做到的？天哪，太了不起了！”

他自認私底下的他和臺上基本一致，但有熟人反映飯桌上的孟非很會講黃段子，不僅在飯桌上，看過他節目現場的人都知道，有多少犯禁然而逗樂的段子被剪掉了。“比如我知道你要5分，我現場說到7分嘛，多說兩分。這是給現場觀眾的福利。”

你也可以理解為他“不裝”，沒有名人包袱。“公眾人物和偶像這兩個概念之間是有區別的。有很多公眾人物，我覺得我勉強算一個，但我不是，也不愿意把自己弄成偶像。我不具備這個素質成為偶像，因為維護偶像的成本太高了，你要終年終日裝×，好辛苦的。比如說我今天，我要是偶像路線，今天面對你采訪的時候，我一定要想，穿什么樣的衣服比較合適，什么樣的造型，在你面前說話的姿態和風格應該什么樣。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我可以偶爾裝×裝一天。比如說兩個小時，你讓我長年累月，無時無刻，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