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我7歲時進入北京第一實驗小學。這個小學坐落在和平門附近，學校的教室是古色古香的帶回廊的兩層小木樓，小樓漆著斑駁的深紅色油漆。

我們那會兒入學考試好像很簡單。我記得考了漢語拼音。老師在黑板上寫了一個大大的“a”，認得就行了。別的不記得還考了些什么。

我從來都是好學生、乖乖女，學習對我來說從沒有困難過?？赡苓@點有遺傳因素——我爸爸小時候上學也從來是第一名。他四歲時祖父就去世了，是伯伯養活他的。祖父家是貧農，伯伯為了供他上學竟然不讓自己的親生兒子上學。一個是因為爸爸的確念書念得好，是個念書的“材料”，一個也是伯伯心太好了。所以爸爸解放后一進北京就把伯伯從老家接了來，一直供養他到去世。長兄如父這句古話在我伯伯那里完全是真事。爸爸對他尊崇備至他是當之無愧的。

說是遺傳好還有一些證據，那就是我的哥哥姐姐以及他們的小孩也都個個出類拔萃。大姐二姐全上哈爾濱軍工（其實完全可以上清華，可是她們那個年代所有的青年都想獻身國防工業，上軍工直接參軍）；二姐參加中學生數學競賽曾代表獲獎者講話，登了報紙；哥哥中學得金質獎章，那可必須是全5分的，有一個4分都不成；哥哥的女兒14歲上清華，18歲考取美國杜克大學，小小年紀已經在霍普金斯大學當老師了；姐姐的兒子也是實驗中學的優秀生，學校要保送他上清華，他嫌專業不好，自己去考上清華計算機系。

我這輩子沒有正規考過什么試，所以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程度究竟如何。感覺上似乎我智力的極限從來沒有受到過真正的挑戰，從沒覺得什么東西學不會。我們小學由于是師范大學的附屬小學，所以有時會有實驗性質的來自北師大的測驗。有一次，全班參加一個算術測驗，跟平時上課測驗不一樣的是：這個卷子設計的題量特別大，是根本做不完的，只是要求我們能做多少做多少。我交卷時感覺不太好，因為沒有做完，這還是第一次測驗沒做完題。過了些日子，我已經忘記了這次考試，可是突然我當著全班同學的面，被授予了來自師范大學的一根鉛筆的獎勵，說我是那次測驗的第一名，也是唯一的得獎者。我的虛榮心得到了一次意外的滿足。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生長的年代，出身的重要性漸漸顯現。大約在小學五年級，我們合唱團的孩子們要參加大型音樂史詩《東方紅》的伴唱。而合唱團一個唱歌很好也長得很漂亮的女生卻沒有被選中去參加演出，大家議論紛紛，據說是因為她“家庭出身不好”。從那時起，我們有了“家庭出身”的概念，這對于我們這些十來歲的孩子來說是一個帶著神秘色彩的概念。我們從那時開始接觸社會的殘酷和不公正，它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第一道陰影。

我小學畢業升中學的作文寫的是參加《東方紅》演出見到毛主席的事，不知道為什么被《中國少年報》刊登了，后來又收入了什么范文選里。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變成鉛字。還記得少年報那文章的結尾處畫了一個小男孩，可能是我的名字讓人難辨男女吧。結果有好多小朋友給我寫信來，有個小男孩寫信來說：我想要一個乒乓球拍子，你能送我一個嗎？信我當然都沒回，只是自己樂了半天。后來，為了這篇作文我還受到當地教育局的召見。其中一個老師問起我父母的工作，我回答說“他們是《人民日報》的”，老師應聲說道：怪不得呢。當時這話讓我很吃驚，很費思量，不明白我的作文和父母的工作有什么關系，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關注或輔導過我寫作文。長大了我才明白了二者之間的邏輯關系——原來父母的工作與寫作有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