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在外貿公司工作的故友來訪，小敘間談及異邦，我問了一個很多沒出過國的中國人心中都有的宿疑：從小看電視和文章，里面說米國開放前衛，孩子成人后就會和父母分居，就算一家人吃飯也得實行AA制，是不是山姆大叔特別人情冷漠？

朋友莞爾，“AA制是讓人學會承擔屬于自己的責任，你必須知道，你得靠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活下來，這是生存法則。外國并非人情冷漠，反而十分多情。他們看重家庭感情，我經常遇到很多來華旅游的老夫婦，他們互相親吻，十分恩愛。外國人也很有愛心，我有一個舊金山的朋友，她們一家人每年都要來中國收養孤兒，”她說到這里時激動得語速加快，“你不知道他們對那些孩子有多好！真的像自己親生的，哦不，就是自己‘親生’的！”

聽完此語，我陷入了良久的沉默之中。顯然，我對老外的偏見被意識形態的隔閡先入為主了。

深呼吸之后我腦子里第一世界國家的形象，開始由伊戰、霸權，漸漸良性回歸到公民素質和社會秩序上來。我注意到了朋友在說外國人行善時那突然的興奮，這一意味深長的舉動讓我聯想到柏楊先生的高著。或許，這是在真正經歷了人情冷漠后意外的驚喜吧，千山暮雪一點紅。

想起網海里兩件被輿論推上峰口浪尖的事件：“佛山小悅悅”和“彭斯割肝救母”。一個蒼白冷漠，慘然傷心，一個慷慨大義，溫暖感動。前者讓人們痛心江河日下，道德滑坡，后者讓人們重燃世間溫情，人性良善。這一貶一褒之間，輿情指向、人心主流，讓我們看到了這個冰涼的社會開始回溫。國人的道德下限受到猶如諷刺的沖擊，各種指責不斷。而我們更應該感謝那些批判的聲音，因為這證明至少我們這個社會良知還未泯，還有良善的底色，道德只是在潛意識里陣發性蟄伏。

于是彭斯來了，在民族舞臺上贏得滿堂喝彩。他和“感動中國”一樣，為這個以文明之邦自居的國家挽回了一點點受傷的自尊心。驚聞母親病危的80后留學生一夜之間趕回國，在瞞著雙親的情況下割下自己60%的肝組織移植給生母，終于力挽狂瀾救回了彌留之際的母親。彭斯和義務照顧孤寡老人17年的“半路兒子”楊森一樣，用孝道迅速感染了全社會。

從語法結構上來看

，我們會發現“彭斯割肝救母”和“沉香劈山救母”有著驚人的相似。其實孝悌之道，幾千年來一直是中華文化的主流價值觀。翻開一部中國史，就是趟進了一條流淌著美德的長河。甚至在以察舉聞名的漢代，行孝是走近政治中心的主要途徑。古人云“父母在，不遠游”，椿萱并茂，兒曹當承歡膝下，以事終年。若及丁憂，就算是當朝宰相，國事之主管，也得辭官服喪三年。現在雖然事殊世異，不必苛求，但是在孝道的精神上是永遠不變的。推己及人，從悌孝到仁義廉恥，從老吾老到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中華文化一直強調的都是如何愛別人。仁者愛人，從愛家人，到愛國這個大家庭里的人。

佛家的慈悲，儒家的仁愛，道家的無爭。傳統中華文化都在教給我們一種道德自制。康德曾說：“有兩種東西，我們越是時常反復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遠新鮮和不斷增長的贊嘆和敬畏：我頭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則。”以法治國，則國家安穩；以德治國，則國家喜樂。在一個人情冷漠的社會，人人都像一座孤島，最后孤獨終老。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一個經濟再發達的國家，如果人心是空洞的，所謂的強大也只是物質繁盛的虛胖。人與人之間沒有信賴和安全感，就像被囚禁在一座金山。

少年常思報國，于是想到日本。這個先天不足的彈丸島國今日能傲立大國之列，與其國民性不無關聯。大和民族在吸收西方先進文化的同時，也有意保留了很多本國傳統精髓。而我們中國人竟然只有跑到日本去才能體驗到正宗的茶道，這是莫大的悲哀。由于種種歷史原因以及長期的全盤否定，現在中國與傳統中華文化割開了一個斷層，許多人抱怨現在國人沒有信仰，但是你們去看我們文化臍帶的那一頭，不正是我們的心靈故鄉嗎？

兩會上譚晶說道，現在網絡上關注度最高排行榜上愛情歌曲占93%。我有些悲傷，我希望那代表著公益、愛國、友善仁愛……的7%能再多一點，我希望我們的國人遇事不再集體緘默，不再樂于消費別人的痛苦，不再崇尚厚黑。我希望多一些彭斯，吳菊萍。少一些路人甲路人乙。多一點仁義禮智信，多一點悌孝溫良恭。這不是封建逆流，而是優秀傳承。讓傳統回流，讓道德的血液流淌。

海子有詩：做物質的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