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拐子，說瘸子也不錯。我可不是天生的瘸，仁慈的上帝在我來到這個世界時，給了我活潑和健康；在父母用慈愛營造的溫室里無憂無慮地度過了夢幻般的青蔥歲月。可在“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鍛煉中，我的左腿受到了嚴重的創傷，里里外外打上了“補丁”，負載我日益增重的身體時，漸漸地力不從心了，與健康的右腿比肩而行，總顯得略遜一籌，我拐了。

拐，對于正常人來說只是一個詞，抑或顯示自己健康無殘的參照物罷了；而對于像我這樣“半路出家”的拐子來說，別有一番酸澀的滋味，可以充耳不聞那些已經習慣的閑言碎語。但生活中的快節奏是“拐”無論如何難以避讓的。在拐了以后，我用盡了頑強的毅力才在心理上把自己歸入殘疾者的陣營中去。

俗話說同命相憐，我更愿意叫同病相憐，當我看到殘疾人時就格外地心酸，有時還會情不自禁的漫出我這個年齡不該有的眼淚。尤其是拐子，更令我抓心揪肺，常常打開自己并不豐盈的口袋，送出一份憐憫和同情。有時受贈者會被我感動，小心翼翼地勸我：乞討是一份職業，愿意傳授“全套教程。”我會一笑回之，自認為還沒有殘疾到用尊嚴乞求施舍的程度。我能走，能說，能寫，能思考，除了跑不快，我幾乎全能。當然，回報我笑意的常是一雙不屑一顧的白眼。

我承認人是物質的一種表現形式，理所當然的生活離不開物質，也就是離不開那些印著諸多色彩的紙幣，錢根本就是社會物質的反映嗎。為了生活，或者說為了生活得好一點兒，我決定離開農村老家，像華仔一樣到深圳去。聯系華仔后，我定了直達深圳G鎮的長途臥鋪。

剛到目的地，華仔電話通知我，他臨時有事，叫我下車后向東走約200米再向南一彎，就能到達他所在的那家工廠了。我沒有坐公交，也沒有坐摩的，一瘸一拐地一個人向前走。這里雖說是一個鎮級城市，但比我們縣城氣派多了。大概不是上下班時間，街道上的行人不算多，但他們大多白話交談，令我的耳朵首先“水土不服”了，聽不懂他們在說些什么。正走著，看見一群人圍成一個圈，中間躺著一位口吐白沫的年輕人。左腿伸得直直的，右腿成半X形向外側翻著，有一頂黑銹遍身的草帽仰臥在他身邊，草帽兜里稀稀拉拉的放著幾枚硬幣。這可能是有羊角風病的乞討者——我心里想，好可憐，還是一位身體殘疾者。我開始懷疑上帝的仁慈了。

一位好心的大叔把年輕人輕輕扶起，有人遞上一瓶開了口的礦泉水，慢慢給年輕人續飲著，過了一會兒，年輕人緩緩醒來。不管三七二十一，對著眾人一頓磕頭，前額碰到地上發出沉悶的咚咚聲，這種沉悶里隱隱約約潛藏著過分的虔誠。又有人在他過分感激的感動中勸他就此打住。開始有人用南方人特有的北京語問東問西。小伙子淚眼蒙蒙地不知是哽咽還是結巴，回答的吞吞吐吐，前言難搭后語。原來是智障啊！——我大驚失色，這時我才留意到他的濃眉大眼，左眼的濃眉明顯遮不住一顆突兀的黑痣，國字形的圓臉上依然不缺青春的色澤。怎么會是智障啊，上帝太不公平啦！

人群中已經有人向那傾斜的草帽里投錢了，在一陣風的作用下那頂草帽在原地傾斜的身子旋轉了一圈，像是在替主人行感激之禮。有一位大娘連忙把草帽平放到年輕人的懷抱里。我也投了10元，不是我善心不足，而實在是我囊中羞澀。如果我有一個禮拜的時間找不到工作，就得打道回府了，可憐的“經費”逼得我只能吝嗇了。

離開那可憐的年輕人，我似乎再也找不到自卑的理由了，我除了跑不快，哪一點都比他強！想著想著，我覺得該到拐彎的地方了，正觀察著向南拐的通道，忽然電話響了，是華仔打來的，他說一著急把道說反了，應該是下了車向西200米，再向南拐就到了。我不得不180度大轉彎，再做一次免費的徒步旅行。

再經過剛才出事的地方時，人早已散盡，那位年輕人也人去地凈了了。或許他已被好心人接走了；或許他已病罷回家了；也可能是被120接走了我一路猜想著來到華仔工作的工廠，一個中年保安讓我在保安室等待華仔歸來，原來華仔剛去總廠辦事了。

我在華仔的工廠里吃住了兩天，卻沒有找到適合我干的活計，就又一次走向大街，想盡快把自己推銷出去，好一點兒的工廠（也就是工資高一點兒的廠）我是不敢奢望的，畢竟我殘疾嘛。盡量在一些活累又錢少的廠之間碰運氣。

功夫不負有心人，或許是我的執著感動了上蒼，終于在盛洪家具廠找了份搬運木料的工作，管吃管住月薪1200元。雖然工資不高，但吃住不愁，我就暫時心滿意足了。哪知工作不到倆月，華仔又打來電話說京西電子廠正在招工，如果干好了，月薪可拿到三四千。終于架不住華仔的鼓動，我去應聘了。

京西電子廠的效益可能不錯，慕名而來應聘的年輕人排起了長隊，我靜靜的站在隊伍中，期待著自己這匹已拐了的千里馬能被“伯樂們”選中。正在這時，一個熟悉的面孔出現了，濃眉大眼，國字臉，尤其是那顆極顯眼的突兀的眉間黑痣，讓我確信是他，那個曾經“犯病”的年輕人。此時他正健步如飛地來到負責招錄員工的兩位女士面前，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話與她們交流著。

我揉了揉眼睛，不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蕓蕓眾生，或許是我認錯了……正胡思亂想間，那位年輕人已來到我的面前，先是吃驚的睜大眼睛，隨后是一臉歉意地微笑，小聲說：“兄弟，我的事，請你多加保密啊！”聽了這非標準的普通話，我的心像堵滿棉絮似的，總覺得有扯不完的難受。

招聘結束，我和那位年輕人都榮幸的被錄取了，而且還在一個車間工作，抬頭相見變得普通而又正常了。終于有一天，我忍不住問他那天發生的事情。他先是若有所思的笑笑，而后淡淡地說：“我剛到這時，身無分文，活下來是我唯一的選擇……。”我沉默了，擰開身邊的水龍頭，很不自然的彎下腰，讓清涼衛生的自來水直接澆到頭上，迫使自己混沌的大腦盡快清凈下來，以便重新思考生與活的組合——生是為了活嗎？活是生的唯一嗎？沒有誰回答我，只有這清澈的人工細流不愿停息地嘩嘩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