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個礦區，爸爸的工作是挖煤礦。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行業，我很怕故鄉的冬天，很多霧，冷冷地坐在學校上課，一聽到礦務所敲緊急鐘，“當當當，當當當”，然后開始廣播幾號礦出事，我在教室里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心里拼命祈禱：“不要是我爸爸，不要是我爸爸。”

那樣一個礦區有一個好處，因為每個人都知道這個行業危險，每個人都知道明天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人跟人學會了互助和珍惜。村子里如果刮臺風，屋子被掀掉，第一個修的肯定是寡婦家，大家都去幫忙，因為家里沒有男人。我看過一本書，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每次看到都很感動，覺得我們那個村莊就是一個非常完美的社會縮影。在那個村莊，基本上沒有誰是李先生、王先生，不是阿伯，就是叔叔、阿公，女生不是阿姨，就是姑姑、阿嬤。

小孩子端一碗飯就可以全村吃遍，但同樣你只要做錯一件事，就會被打3次。我有一天只是在路上轉彎處小便，伯伯過來，看到就一推我，說：“你怎么在路上小便，女生如果看到多難看！”我那時候只是小學二三年級而已，就被打了一次。事隔半年之后，有一天那個阿伯跟我爸爸在樹下聊天，看我走過去忽然間想起來了，說這個小孩兒有一次在路邊小便，我打過他一次。我爸爸就說：“過來。”然后“啪啪啪”，又一次。事隔1年之后，一次他太太去洗衣服，碰到我媽媽，她突然間又想到了：“我聽我先生說，有一天那個誰啊就在路邊小便，我先生打過他。”回來我媽媽二話不說，竹子一拿就是“啪啪啪”地打。

那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你的喪事，大家是真心地悲傷著；你的喜事，大家是真心地替你開心。

這個村子消失36年了，我父親去世是1989年，他是礦工，五十幾歲生矽肺病，六十幾歲受不了，自殺。那一天我弟弟先回去照顧媽媽，我在那邊處理后事應付警察，因為是非自然死亡。我回到村里差不多晚上10點多，狂風暴雨，我弟弟回去時已經通知了叔叔伯伯。我晚上10點鐘送爸爸的遺體進門的時候，所有的叔叔伯伯已經在那邊跪下來，來自各地。

第二天治喪的時候，我弟弟說爸爸曾在夜里講，他的喪事即便在半夜通知給朋友，他也很自信他的朋友都會來。我爸爸還交代扛棺木這件事，叔叔伯伯都老了，都有矽肺病，所以我們要雇人來扛。我有一個叔叔就說：“這種事情你不要煩了。”

出殯那天，叔叔伯伯很早就來了，每個人自己拿草鞋來穿，草鞋上套著白布，意思是要扛棺木上山。從我家到平路的路面有20級臺階，我是長子，要捧牌位在前面走。我在那邊大哭，我哭不是因為我爸爸，我爸爸臨終前的一個月，該哭的我都哭了，我是看到十幾個叔叔伯伯，六十幾歲，都是矽肺，皮膚蒼白，腿瘦瘦的，使勁抬上去，肌肉收縮，我看到十幾雙腿在抖，心里想我這一輩子如果有這樣的朋友，即便什么都沒有做，也很自豪。

我對上一輩人的情誼、人跟人的真情很珍惜。經過最重、最濃密的情感之后，你再去一個地方，會沒有辦法把它當做你的故鄉，你的樂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