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27歲的時候遇上了她與李景關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他們正商量結婚，石榴卻在單位的體檢中發現右乳有癌腫。

乳癌有4個等級，石榴的腫塊在第二級，堅決一點的措施是右乳全切，把右腋下直到鎖骨的淋巴也切除。風險更大的做法是，看看能不能通過化療和介入療法來保全石榴完整的形體。

李景讓石榴自己拿主意，不過也表示了他的主張：“畢竟，命比好看重要，我覺得你還是全切為好。”為了讓石榴對他們的感情安心，李景決定馬上去領結婚證，推遲舉行婚禮。“什么時候你覺得緩過來了——不是指全好了，而是說可以恢復精神氣，我們再補婚禮。”

李景就這樣成了石榴的老公，石榴做手術的時候由李景簽字，而不是由石榴年過6旬的老爸簽字。李景是這樣講的：“這樣，發生任何事，我先來擋一擋，傳遞到老人家那里的震蕩就會小得多。”

就是這樣一對剛開始心很齊的小夫妻，后來也經不住有抱怨。石榴承認，是李景陪伴她經歷了整個痛苦的治療過程，但她還是埋怨李景變了：“易怒了，不耐煩，好幾次同我的主治醫生吵起來，也不考慮我還要在人家手底下做手術。當我跟他商量要植入義乳時，他說沒必要。‘我不嫌’，他沒有考慮到我不是為他一個人的感受活著，我特別不情愿干癟著半邊胸脯成為別人眼中的憐憫對象。我也特別不喜歡生病后，我們在‘底氣’上的高低不平：他似乎成了強者，我成了弱者。對他選擇留在我身邊，我似乎一直要感恩戴德下去才對，可他忘了生病之前我也是很驕傲的，如果他對這段婚姻后悔，我可以放他一條生路。”

我將石榴的話轉述給李景時，李景愣住了，緩了半天他才說：“要是我告訴你，自從石榴生了病，我一直在做抗抑郁的治療，你相信嗎？”李景的辦公桌上堆著半尺高的關于治療輕微抑郁的書，同事都認為他是為了開導老婆買的書，誰也不知道他是在做自己的醫生。“石榴得了病，整個人都變了。”——這話，聽上去是如此耳熟——“說白了，她變成了一個精神上的怨婦，老是說：‘我又沒做壞事，為什么這事攤到了我頭上？’她拿這問題磨了我大半年，好吧，我體諒；天天在一起談乳癌有多少多少的復發率，乳癌患者有多少多少比率以離婚收場，裝上義乳后過敏的人，比例有多少多少，好吧，誰叫人家身在其中呢，我體諒；從此以后，我不能談球賽，不能談電影，不能談朋友到哪里去旅行了。但是，你不能因為我說今天同事生小孩了，我們集體去看小毛頭了，就說我嫌棄你了，有意刺激你了——我已經保證過，如果你的身體狀況不允許，我們就過兩人世界，我哥有兒子，你不會有任何壓力的，我要怎么保證，你才相信？”李景開始半宿半宿地失眠，他覺得石榴的所做所為是那樣任性，就因為她是病人，她就有權力任性嗎？而李景，因為沒病，就必須無條件地擔待她，讓她成為“常有理”？

李景某一天終于成為活火山，沖石榴嚷道：“嘿，是不是上天不該安排我們倆一個人病著，另一個人卻活蹦亂跳著？是不是因為我還健康，你就怨恨我？”

李景此言一出，石榴的臉就白了。繼而淚下，接著，兩個人抱頭痛哭。哭完了，郁積心中的不安都抖落了一點，兩人開始了石榴患病后的首次長談。李景承認在照顧石榴的感受方面思想準備不足，他從前認為自己可以100％地接受石榴的病，現在他認為可以接受85％。“我也需要心理援助，某些援助可以來自朋友，但某些援助只能來自你，因為你是妻子，只有你能給。”得悉李景在照料她的過程中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壓力，石榴也稱沒想到：“也許有些乳癌患者失去了婚姻，她們自己的心理狀態也要負責任。”

石榴意識到，要給李景一點空間，讓他去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他也需要球賽，朋友，啤酒，需要乳癌之外的話題。“也許當我們倆能坐在一起談談剛上映的大片，談談下次短途旅行去哪兒的時候，我們才能徹底在精神上放松，那一刻，轉機才會來臨。”

從前，我們以為，如婚誓中所說的那樣，不論貧窮還是富貴，不論卑賤還是騰達，不論疾病纏身還是健康，永遠不棄不離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錯了，這向來是一件很難的事，尤其是一方健康，一方惡疾纏身時，問問自己，你們還能從今日的相處中感知幸福嗎，還能對對方的所做所為感恩嗎，還能有幽默感逗樂對方嗎？如果有，很好，你們的關系才算進入水到渠成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