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懷念一個人，往往不僅是懷念其人本身，更多的是緬懷其情其志，感受其時與今時的流變，以便做到更好的因革。緬懷雷鋒，我想，更應如此。也許我們已經聽慣了雷鋒的種種“雷例鋒行”，又或者在很小的時候，就在一片好人好事思想教育的慣性中學到了這樣的經驗——每次做完好事后自報家門——“我叫紅領巾”或“我是小雷鋒”。

雖然這樣的孩子“看上去很美”，但作為這樣孩子中一員的我們，長大到了今天這步田地，我們對于雷鋒叔叔的認識還是僅限于他做過的諸如冒風雨送大娘回家之類的事件么？我們一再強調“新時代，新雷鋒”，雷鋒的傳統精神是什么，而“新雷鋒”又應該是怎樣的一種時代性的風貌呢？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生前只為兩個人題過詞，一位是“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劉胡蘭，另一位就是雷鋒。說他英年早逝并不為過，《離開雷鋒的日子》這部全國各地中小學校都曾組織觀摩的電影大家也都熟悉得很，雷鋒的生前身后事對于受教多年的我們來說肯定是如數家珍。那么，不妨設想一下：當我們要向比我們更年幼的一輩來述說雷鋒精神時，我們將以怎樣的觀點言傳之，又將以怎樣的行為身教之？不要再簡單地、甚至是機械地去搬弄故事“寶典”了！在老師聲情并茂地講述雷鋒叔叔的感人事跡時，學生們也就權當是和安徒生格林童話沒有差別的遙遠故事而姑且聽之，觸動之余，為好事二三件，然后就自我感覺良好、自我思想品德鑒定升級。蘇格拉底曾對眾學生提出這樣一個要求：“你們每人每天像這樣張開雙臂大幅度的甩手，做五十個。”一周后，蘇格拉底問學生們：“到現在為止，有多少人在堅持？”有大約三十個人舉起手;一個月后，蘇格拉底又問：“現在還有多少人堅持？”這回有五六個人自豪地舉起手示意：一年后，老師舊事重提，依然在問“還有人堅持嗎？”學生們個個面紅耳赤，羞愧地低下了頭，只有一個人很興奮地回答說：“我！”這個人就是柏拉圖。并不是說柏拉圖靠甩手就成了古希臘的思想巨人，而是像甩手這樣簡單的動作，才一年時間，就只剩下柏拉圖一人能堅持。那么，天天做一件好事，并不比天天甩手更容易，同樣一年時間，又有多少人能如思想巨人一般去堅持呢？至此，難道我們仍然認為雷鋒精神只是讓我們日行一善嗎？教人以“扶老奶奶過馬路”者，成之者也不過是有人去“扶老奶奶過”一兩次“馬路”抑或外加“給孕婦及抱小孩兒的乘客”讓一兩次“座”而已。為什么一到重陽節敬老院就忙得人仰馬翻而平日卻少有人問津？為什么只有在植樹節我們才想起栽樹？因為我們太把這些本應日常為之的小事當做標榜道德的風帆了。在我們的意識里，根本就只把好人好事當做一件分外之事，偶為之事，甚至當做雷鋒一個人的事。我們將善行更多看作一件事，而不是一種欣然愉悅的心情，一種如吃飯睡覺的平常心態。我們所謂的“關懷”就像潮信，來得定時去得準時，膚淺得令人羞愧。

所以我認為，“傳統”觀念里的雷鋒精神是對我們行善的提醒，又不僅限于此；而“新時代”雷鋒精神更應升華為一種心態，即平常心。這種將行善化作自然的平常心態也許是雷鋒同志都尚未能夠達到的精神境界，換言之，雷鋒叔叔也只不過是一個和我們一樣的、匍匐在向精神高地攀爬道路上的小小的實踐者而已。它不再是雷鋒一個人的精神風范和信仰，而是視角更為高遠的、令全民族人甚至全人類都高山仰止的精神豐碑和行為目標。正如“上善若水”是老子的極致，“心齋”“坐忘”是莊子的極致，我們也有自己的極致?！翱赡軉幔乙粋€小小的子民，會像玫瑰和亞里士多德一樣死去？”為人之境與為圣之境本就是一種渾圓的境界，是眾生和眾生稱之為“圣”的人都無法到達卻可無限靠近的境界。

雖然我們也許只是一介粗褐布衣，但只要我們愿意，我們可以與眾賢共有一種極致，因為我們是同等的生命，因為我們注定都只能是一群虔誠的朝圣者。所以，這種“新時代”雷鋒精神雖然貌似煌煌不可及，但歌德有句話說得不錯：“我們之所以高舉雙手，并非要摘得那最美的星辰，而是想保持一種雙手向上的姿勢?！比缡嵌?。斯人已去，惟將其情銘于心、謹于行，以此聊表緬懷之意。我想，其志若能長留于世，澤被后人，定是對他最深沉的懷念，也是對我們最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