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輩子，從國內的私塾起、到國外的大學研究院，教過我的男、女、中、西教師，總有上百位！但是最使我尊敬愛戴的就是管葉羽老師。管老師是協和女子大學理預科教數、理、化的老師，（一九二四年起，他又當了我的母校貝滿女子中學的第一位中國人校長，可是那時我已經升入燕京大學了。）一九一八年，我從貝滿女中畢業，升入協和女子大學的理預科，我的主要功課，都是管老師教的。

回顧我做學生的二十八年中，我所接觸過的老師，不論是教過我或是沒教過我的，若是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教育服務”以及“忠誠于教育事業”的嚴格標準來衡量我的老師的話，我看只有管葉羽老師是當之無愧的！

我記得我入大學預科，第一天上化學課，我們都坐定了，（我總要坐在第一排）管老師從從容容地走進課室來，一件整潔的淺藍布長褂，儀容是那樣嚴肅而又慈祥，我立刻感到他既是一位嚴師，又像一位慈父！

在我上他的課的兩年中，他的衣履一貫地是那樣整潔而樸素，他的儀容是一貫地嚴肅而慈祥。他對學生的要求是極其嚴格的，對于自己的教課準備，也極其認真。因為我們一到課室，就看到今天該做的試驗的材料和儀器，都早已整整齊齊地擺在試驗桌上。我們有時特意在上課鈴響以前，跑到教室去，就看見管老師自己在課室里忙碌著。

管老師給我們上課，永遠是啟發式的，他總讓我們預先讀一遍下一堂該學的課，每人記下自己不懂的問題來，一上課就提出大家討論，再請老師講解，然后再做試驗。課后管老師總要我們整理好儀器，洗好試管，擦好桌椅，關好門窗，把一切弄得整整齊齊地，才離開教室。

理預科同學中從貝滿女子中學升上來的似乎只有我一個，其他的同學都是從華北各地的教會女子中學來的，她們大概從高中畢業后都教過幾年書，我在她們中間，顯得特別的小（那年我還不滿十八歲），也似乎比她們“淘氣”，但我總是用心聽講，一字不漏地寫筆記，回答問題也很少差錯，做試驗也從不拖泥帶水，管老師對我的印象似乎不錯。

我記得有一次做化學試驗，有一位同學不知怎么把一個當中插著一根玻璃管的橡皮塞子，捅進了試管，捅得很深，玻璃管拔出來了，橡皮塞子卻沒有跟著拔出，于是大家都走過來幫著想法。有人主張用鉤子去鉤，但是又不能把鉤子伸進這橡皮塞子的小圓孔里去。管老師也走過來看了半天……我想了一想，忽然跑了出去，從掃院子的大竹掃帚上拗了一段比試管口略短一些的竹枝，中間拴了一段麻繩，然后把竹枝和麻繩都直著穿進橡皮塞子孔里，一拉麻繩，那根竹枝自然而然地就橫在皮塞子下面。我同那位同學，一個人握住試管，一個人使勁拉那根麻繩，一下子就把橡皮塞子拉出來了。我十分高興地叫：“管老師——出來了！”這時同學們都愕然地望著管老師，又瞪著我，輕輕地說：“你怎么能說管老師出來了！”我才醒悟過來，不好意思地回頭看著站在我身后的管老師，他老人家依然是用慈祥的目光看著我，而且滿臉是笑！我的失言，并沒有受到斥責！

一九二四年，他當了貝滿女中的校長，那時我已經出國留學了。一九二六年，我回燕大教書，從升入燕大的貝滿同學口中，聽到的管校長以校為家，關懷學生，勝過自己的子女的嘉言懿行，真是洋洋盈耳，他是我們同學大家的榜樣！

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了，那時我想去看看戰后的日本，卻又不想多呆。我就把兒子吳宗生（現名吳平）、大女兒吳宗遠（現名吳冰）帶回北京上學，寄居在我大弟婦家里。我把宗生送進燈市口育英中學，（那是我弟弟們的母校）把十一歲的大女兒宗遠送到我的母校貝滿中學，當我帶她去報名的時候，特別去看了管校長，他高興得緊緊握住我的手——這是我們第一次握手！他老人家是顯老了，三四十年的久別，敵后辦學的辛苦和委屈，都刻畫在他的面龐和雙鬢上！還沒容我開口，他就高興地說“你回來了！這是你的女兒吧？她也想進貝滿？”又沒等我回答，他撫著宗遠的肩膀說“你媽媽可是個好學生，成績還都在圖書館里，你要認真向她學習。”

哽塞在我喉頭的對管老師感恩戴德的千言萬語，我也忘記了到底說出了幾句，至今還閃爍在我眼前的，卻是我落在我女兒發上的幾滴晶瑩的眼淚。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