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弟弟去北京上學以后，母親就常常提醒我去郵局開信箱。其實，我幾乎是兩三天開一次的，可母親嫌少了，最終要去了我的郵箱鑰匙。

弟弟終于來了一封信，三頁紙，夾了兩張相片，背景是夜色下的王府井。母親空閑時就坐下來，戴起老花鏡，把那三頁紙慢慢地端詳，然后再拿起相片隔著一尺遠：唉，又瘦又黑！饅頭肯定吃不慣的，怎么辦哪？我們就勸：沒瘦，沒瘦，晚上照相人都是顯瘦的。母親不依：下巴都尖成這個樣子了，還不叫瘦??！

每次，當我們喝著藕燉排骨湯時，母親都要輕輕地嘆一口氣：你弟弟他每餐是喝不到這么鮮的湯了。我們仿佛也酸酸地安慰：等他放假回來，你天天煲給他喝，不就補回來了嗎？

母親，她是從來不看《新聞聯播》的，但自打弟弟走后，她每天必看。有一次，我和妹妹輪番笑話她：怎么關心起政治來了？她說：哪呀，我是在看后面的天氣預報呢。難怪呢，怎么初秋時我們還穿著裙子，她就把毛衣毛褲全寄到了北京。原來，她是從天氣預報里知道，北京已經很冷了。

后來，弟弟掛電話回來，要家里把父親從香港買回的那只隨身聽郵過去，說要練習英語口語。我說路太遠，這么貴的機子碰壞了劃不來，不如就在北京隨便買一只吧！母親一把搶過聽筒，大聲說：寄，寄，明天就去寄，多包幾層，保險碰不壞。

那一只隨身聽，被母親像對嬰兒那樣，細致而縝密地包裹起來。第一層套了帶孔的防震薄膜。第二層裹了一種很柔軟的布。第三層附了棉花。然后才裝進一個小木盒里，然后又套了一個小布袋，認認真真地填好地址，寄出去。中秋節那天晚上，弟弟掛電話回來。母親慌忙跑到臥室的分機去接，她要弟弟去街上買幾塊月餅吃，她的聲音壓得很低，但被我聽見了，是哽咽著的。

海子有一句詩這樣寫：有一些花開在樹上，有一些果結在地下。而母親就是一株樹，一株開滿紫色花朵的苦楝，她的孩子她的果實，即使真正成熟了，她都不要他們墜到地上去。她要把她的果實高高地擎在枝頭，穿云渡月，沐風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