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大我6歲，如今已經68周歲了。從21歲起，他一大半的歲月都是在精神病院里度過的。
“爸，我要考大學。”
在我印象里，哥哥學習一直很好，老師說他是考大學的好苗子。那時候，父親遠在四川大西南當建筑工，月工資只有64元，他每月寄回家40元。一次，父親的工友同情地對母親說：“梁師傅太節省了，舍不得到食堂買菜吃，兩分錢買一塊豆腐乳，能吃3天。”這話被哥哥聽到了，父親的工友一走，哥哥哭了。
見哥哥哭，母親便勸他：“兒子別哭，家里的日子再難，媽也要想方設法供你到大學畢業!等你大學畢業了，家里的日子不就有緩了嗎?爹媽還有弟弟妹妹不就沾你的光了嗎……”
1962年，哥哥要考大學了。6月，父親回來探親。一天，屋里只有父親、母親和哥哥在，父親憂郁地對哥哥說：“老大，我快干不動了，你弟弟妹妹又全都上學了，花銷比以前大多了。我看，你別考大學了，高中一畢業就找工作吧!”
哥哥卻說：“爸，我要考大學。將來考上大學，爭取做到不用您給我寄錢。”
父親火了，嚷道：“你究竟還是不是我兒子?難道在這件事上我就一點兒也做不了主嗎?”
在父親的壓力之下，哥哥被追停止了高考復習，到菜市場去幫人賣菜。他的老師和同學都為他惋惜，他們認為，他是可以考上北大或清華的。
“二弟，我好想你。”
不久后，父親返回四川工作了。父親走后，哥哥就病倒了，在家躺了3天。同學來了，老師來了，甚至街道干部也來了，所有人都認為父親目光短淺。在眾人的勸說下，哥哥帶病參加了高考。
哥哥最終考上了唐山鐵道學院——他是為母親考那所學院的。哈爾濱當年有不少蘇聯時期留下的漂亮的鐵路員工房。母親認為，只要哥哥以后成了鐵道工程師，我家也會住上那種漂亮的房子。
父親給家里寫了一封有一半錯字的親筆信，以嚴厲到不能再嚴厲的詞句責罵哥哥。就這樣，哥哥帶著對父親、對家庭、對弟弟妹妹的深深內疚，踏上了開往唐山的列車。
哥哥第一個假期沒回家，來信說是要留在學校勤工儉學。第二個假期也沒回家，說是為了等到父親也有了假期，與父親同時回家。而實際上，他是因為沒錢買車票才回不了家。
哥哥大學的第二個學年開始不久，家里突然收到一封學校發來的電報：“梁紹先患精神病，近日將由老師護送回家。”
母親一下子呆了，手拿那封電報，坐到了天明。
哥哥回來后，全家人都變得神經衰弱了，因為他不分白天黑夜，幾乎終日喃喃自語。夜深人靜時，哥哥那種喃喃自語對家人來說不啻是一種刑罰。弟弟妹妹們臨睡前都用棉團堵住耳朵，母親睡前開始服安眠藥。不久，我睡前也開始服安眠藥……
后來，哥哥去精神病院住了3個月的院，精神基本恢復正常，又在家中休養了一年。精神病院開出了“完全恢復正常”的診斷書，于是他又接著圓他的大學夢了。那一年父親也轉變了態度，開始支持哥哥上大學。一切似乎都在朝良好的方面發展。那一年是1965年。
然而哥哥的大三卻沒讀完——“文革”開始了，大學變得很亂，有人“大串聯”去了，有人赴京請愿告狀，有人留在學校打“派仗”。哥哥又被送回了家里，這一次他成了“政治型”的瘋子。他見到母親說的第一句話居然是：“媽，我不是反革命!”
因為交不起住院費，在接下來的一年里，哥哥就待在家中，全家人的精神備受折磨，整天提心吊膽。哥哥失蹤過幾次，有一次被關在某中學的地下室，我和母親找到他時，他的眼眶被打青了。還有一次是被公安局的造反派關押了起來，因為他不知從哪兒搞到了筆和紙，寫了一張反動的大字報貼到了公安局門口……
終于“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我毫不猶豫地第一批就報了名——每月能掙40多元錢啊!這樣，家里就能給哥哥交住院費了，母親和弟弟妹妹們就獲救了。
有一年我回家探親，發現家里的窗上安裝了鐵條，玻璃所剩無幾；鏡子、相框，甚至暖壺，易碎的東西一件都沒有了；菜刀、剪刀都鎖在箱子里。母親額上有了一處疤，很深。問及原因，母親說，是被門框撞的。
四弟和小妹談起哥哥時臉色都變了，四弟說哥哥已不是從前那種“文瘋”的情況了。那一刻，我內心對他產生了憎恨。我認為哥哥已經不是哥哥了，而是魔鬼的化身。那次探親假期里，我一次也沒去看他。
次年，我成了復旦大學的“工農兵學員”，畢業后分配到北京電影制片廠，我把替哥哥付醫藥費的義務承擔了下來。為了能夠長期承擔下去，我曾打算將獨身主義進行到底。后來兩個弟弟和小妹都成家了，在父母的一再勸說和催促之下，我也只有成家了。接著自己也有了兒子；將父母接到北京來住；埋頭于創作：在北京“送走了”父親；攢錢幫助弟弟妹妹改善住房情況……各種責任紛至沓來，使我除了支付住院費一事，簡直忘記了還有一個哥哥。哥哥對于我，似乎只成了“一筆支出”的符號。
1997年母親臨終前，我坐在病--床邊，握著母親的手，問母親還有什么要囑咐。母親眼角淌下淚，說：“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塊兒死，那樣他就不會拖累你了……”我心大慟，俯身對母親耳語：“媽媽放心，我一定照顧好哥哥，絕不會讓他永遠住在精神病院里……”
當天午夜，母親也走了。
辦完母親喪事的第二天，我住進一家賓館，讓四弟將哥哥從精神病院接回來。哥哥一見我，高興得像傻孩子似的，他說：“二弟，我好想你。”
算來，我竟20多年沒見過哥哥了，而他卻一眼就認出了我!我不禁抱住他，一時淚如泉涌，心里連說：“哥哥，對不起，對不起……我一定盡快將你接到北京去!”
那是一個童話
一返回北京，我立即在北京郊區買了房子，簡易裝修，添置家具。半年后，我將哥哥接到了北京，并將鄰家的一個名叫二小的弟弟一塊兒接來。我給他開了一份工資，由他替我照顧哥哥。
那3年里，哥哥生活得很幸福，二小也挺知足。我每星期去看他們，一塊兒做飯、吃飯、散步、下棋，有時還一塊兒唱歌……但好景不長，二小回哈爾濱探親時，不慎從高處跌落身亡。這噩耗使我傷心了好多天，我只好向單位請了假，親自照看哥哥。一天，我對哥哥說：“哥，不能回來照顧你了，他成家了……你又得住院了。”哥哥說：“我明白。”
那年，哥哥快60歲了。他除了說話和行動變得遲鈍外，沒有任何暴力傾向的表現。我說：“哥，你放心，等我退休了，咱倆一塊兒過。”哥哥說：“我聽你的。”
哥哥在北京先后住過幾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現在住的這所醫院，條件很好，每月費用4000元左右。前幾天，我又去醫院看他。天氣晴好，我倆坐在院子里的長椅上，我一邊看著他喝酸奶，一邊和他聊天。我問：“哥，你當年為什么非上大學不可?”哥哥說：“那是一個童話。”我又問：“為什么是童話?”
哥哥說：“媽媽認為只有那樣，才能更好地改變咱們家的窮日子。媽媽編那個童話，我努力實現那個童話。當年我曾下過決心，不看著你們幾個弟弟妹妹都成家立業，我自己絕不會結婚……可惜，我沒完成這個任務，我讓爸爸媽媽和你們失望了……”原來，哥哥也有過和我一樣的想法!自從他病了，48年來，第一次說了那么長的話。我心一疼，黯然無語。
哥哥起身將酸奶盒扔入垃圾筒，又坐下后，問我：“你跟我說的那件事，也是童話吧?”“什么事?”“就是……你保證過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你忘了吧……”想來，那個保證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不料哥哥始終記著，也顯然一直在盼著。
我心里又一疼，趕緊說：“沒忘，哥你還要再耐心等上兩三年………餓有耐心。”他信賴地笑了，話說得極自信。隨后，眼望向了遠處。
其實，我晚年的打算從不曾改變——更老的我，與老態龍鐘的哥哥相伴著走向人生的終點，在我看來，倒也別有一種圓滿的滋味在心頭。愛情是緣，友情是緣，親情尤其是緣，不論怎樣，皆當潤礫成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