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歐陽修在《伶官傳序》一文中發出了這樣的感慨。他以史為鑒,用后唐莊宗李存勖逸豫亡身之理告誡當朝統治者居安思危,不要重蹈覆轍。但細細品味,我不禁對“智勇多困于所溺”一句產生了懷疑。
“智”即有才智、有謀略,它是治國的前提;“勇”即有勇氣,有膽識,它是安邦的基礎。智勇雙全者,在我看來,已有了坐擁天下的資本。而歐陽修卻說“智勇多困于所溺”,對此,我確實不敢茍同。
試想,倘若一個人真的有勇有謀,他必將擁有清醒的頭腦和敏銳的洞察力,他定能判斷出該不該沉溺于某種事物。如果一個人最終“困于所溺”,他又怎能稱得上“智勇”之人呢?他頂多算是個有勇無智,或者有智無勇,甚至根本無智無勇的人而已。
后唐莊宗李存勖為完成父親遺志,縱橫沙場,最終“系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可謂有勇。就因為所寵愛的伶人周匝為梁人所得就滅梁入汴,也可稱得上有勇吧!為了周匝的一句話而封陳俊、儲德源為刺史,置共取天下的英雄豪杰于不顧,這也是“勇”,只不過是匹夫之勇,毫無“智”可言。他不考慮失民心的后果,失天下是必然的,因為他“有勇無智”。
南唐后主李煜有滿腹才情,留下了一篇篇纏綿悱惻的經典之作,可稱得上有智。他最終亡身也是因為他所鐘愛的詞——一首《虞美人》了結了他的生命??伤恰爸怯隆敝藛??敵人來襲時他的驚慌失措足以見證他的無勇。他最終亡國是必然的,因為他“有智無勇”。
周幽王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戲諸侯”,這種愚蠢的游戲足以表明他的不智。他暴戾的政策只是他無聊時的消遣,只有不智的人才有這種可笑的行為。危險真正襲來時他的束手無策正是他無勇的明證,江山斷送在他的手中是必然的,與褒姒無關,只因為他自己“無智無勇”。
真正的“智勇者”有膽識,有謀略,不會落到“困于所溺”的結局。因為他們有正確的價值取向,知道該喜愛什么,該憎恨什么,這樣才不會因盲目的喜好而“身死人手”,唐太宗、漢武帝等人正是如此。所以,我不能完全認同歐陽修的“智勇多困于所溺”,莊宗之所以“困于所溺”不在于別人,只在于他自己并非“智勇”之人!
盡管歐陽修的這句評價有一定的社會背景,但我認為說“智勇多困于所溺”不太明智。我要說,智勇少困于所溺,智勇鮮困于所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