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格言揭示：司考為什么要考這么多奇葩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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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考為什么要考這么多奇葩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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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質，每個人感受到的難度也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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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世說新語中10個人物形象，要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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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賢指的是三國時期曹魏正始年間(240-249)，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賢之稱。

因常在當時的山陽縣(今修武一帶)竹林之下，喝酒、縱歌，肆意酣暢，世謂七賢，后與地名竹林合稱。

對此王曉毅先生在《竹林七賢考》(《歷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一文中，通過檢索佛教經典《大正藏》的相關譯名，認為“竹林”系東晉士人附會佛教經典的觀點值得商榷。

韓格平先生在《竹林七賢名義考辨》(《文學遺產》,2003年第2期)一文中也認為，“竹林七賢”的命名與僧徒解經的格義是完全不同的事物，“格義”之說不足為信③衛紹生在《竹林七賢若干問題考辨》(《中州學刊》,1999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竹林”應該在七賢的中心人物嵇康的寓居地山陽縣。

竹林七賢的作品基本上繼承了建安文學的精神，但由于當時的血腥統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興、象征、神話等手法，隱晦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

他們一直受人們敬重。

竹林七賢是指魏末晉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

活動區域在當時的山陽縣，今河南輝縣西北一帶。

《晉書·嵇康傳》：嵇康居山陽，“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瑯邪王戎，遂為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說他們“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

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

瑯邪王戎。

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七人是當時玄學的代表人物，雖然他們的思想傾向不同。

嵇康、阮籍、劉伶、阮咸始終主張老莊之學，“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濤、王戎則好老莊而雜以儒術，向秀則主張名教與自然合一。

他們在生活上不拘禮法，清靜無為，聚眾在竹林喝酒，縱歌。

作品揭露和諷刺司馬朝廷的虛偽。

在政治態度上的分歧比較明顯。

嵇康、阮籍、劉伶等仕魏而對執掌大權、已成取代之勢的司馬氏集團持不合作態度。

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

阮咸入晉曾為散騎侍郎，但不為司馬炎所重。

山濤起先“隱身自晦”，但40歲后出仕，投靠司馬師，歷任尚書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為司馬氏政權的高官。

王戎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晉后長期為侍中、吏部尚書、司徒等，歷仕晉武帝、晉惠帝兩朝，在八王之亂中，仍優游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賢的不合作態度為司馬氏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離析：阮籍、劉伶、嵇康對司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殺害，阮籍佯狂避世。

王戎、山濤則投靠司馬朝廷，竹林七賢最后各散西東。

竹林七賢之名的由來，學界存在爭議。

東晉孫盛《魏氏春秋》文云：“（嵇）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今河南省焦作市東），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

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內向秀，籍兄子咸，瑯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游于竹林，號為七賢。

”一般認為“竹林七賢”之名與“集于竹林之下”的竹林之游有關。

傳統說法認為“竹林”位于嵇康在山陽的寓所附近。

嵇康與其好友山濤、阮籍以及竹林七賢中的其他四位常在其間暢飲聚會，因而時人稱之為“竹林七賢”。

這種說法見于《晉書·嵇康傳》及《世說新語·任誕》竹林七賢條。

陳寅恪認為，“竹林七賢”的活動地方實際上并沒有產“竹林”，竹林七賢是先有“七賢”而后有“竹林”，七賢出自《論語》中“作者七人”的事數，有標榜之義。

“竹林”之辭，源于西晉末年，佛教僧徒比附內典、外書的格義風氣盛行，乃托天竺“竹林精舍”（Vlenuvena）之名，加于七賢之上，成“竹林七賢”。

王曉毅不認同陳寅恪的觀點，從漢晉時期佛經中“竹林”這一譯名的出現頻率質疑了陳提出的“托天竺竹林精舍”一說，并結合史料實地考察發現魏晉時期黃河流域確實種植有“竹林”，之后又從時間和地點上論證了竹林七賢聚會的可能性，從而認為傳統說法對于“竹林七賢”一名由來的記載是真實可信的。

嵇康（223-262）三國魏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音樂家。

字叔夜。

譙國至（今安徽宿州市西南）人。

嵇康是魏宗室的女婿，任過中散大夫，世稱嵇中散。

崇尚老莊，講求養生服食之道，著有《養生論》。

與阮籍齊名，為“竹林七賢”之一。

《魏氏春秋》：“（嵇康）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瑯邪王戎、沛人 劉伶相與友善，游于竹林，號為七賢。

”他的朋友山濤（巨源），后來投靠司馬氏 當了吏部尚書，曾勸他出去做官，他遂寫了一封《與山巨源絕交書》，加以拒絕。

因“非湯武而薄周孔”，且不滿當時掌握政權的司馬集團，遭鐘會誣陷，為司馬昭所殺。

嵇康在政治思想上“托好老莊”，排斥“六經”，強調名教與自然的對立，主張決破禮法束縛。

他的哲學思想基礎是唯物主義自然觀，堅持樸素的唯物主義的認識論 。

他認為“元氣陶鑠，眾生稟焉”（《明膽論》），肯定萬物都是稟受元氣而產生的。

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說。

嵇康自幼聰明好學，才思敏捷。

其文“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

《與山巨源絕交書》、《難自然好學論》等為其代表作。

詩長于四言，風度清峻；《幽憤詩》、《贈秀才入軍》較有名。

所撰《聲無哀樂論》，認為同一音樂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斷言音樂本身無哀樂可言，而其目的則在于否定當時統治者推行的禮樂教化思想。

善鼓琴，以彈《廣陵散》著名，并曾作《琴賦》，對琴的奏法和表現力，作了細致而生動的描述。

阮籍（210～263），三國魏詩人，字嗣宗。

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

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兒子。

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濟世之志。

當時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馬懿夾輔曹芳，二人明爭暗斗，政局十分險惡。

曹爽曾召阮籍為參軍，他托病辭官歸里。

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馬懿所殺,司馬氏獨專朝政。

司馬氏殺戮異己，被株連者很多。

阮籍本來在政治上傾向于曹魏皇室，對司馬氏集團懷有不滿，但同時又感到世事已不可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態度，或者閉門讀書，或者登山臨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緘口不言。

不過在有些情況下，阮籍迫于司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應酬敷衍。

他接受司馬氏授予的官職，先后做過司馬氏父子三人的從事中郎，當過散騎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稱之為“阮步兵”。

他還被迫為司馬昭自封晉公、備九錫寫過“勸進文”。

因此，司馬氏對他采取容忍態度，對他放浪佯狂、違背禮法的各種行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終其天年。

阮籍作品今存賦 6篇、散文較完整的9篇、詩90余首。

阮籍的詩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學成就。

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詠懷詩》82首。

阮籍著作，《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集13卷。

原集已佚。

不過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詩歌為例，《晉書·阮籍傳》說他“作《詠懷詩》八十余篇”，看來全部流傳了下來。

明代曾出現多種輯本，張溥輯《阮步兵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

注本有近人黃節的《阮步兵詠懷詩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

山濤（205—283年），字巨源。

河內懷縣（今河南武陟西）人。

西晉時期名士、政治家，“竹林七賢”之一。

山濤是竹林七賢中最年長的一位。

他之加入竹林名士，是以其風神氣度。

同為竹林七賢的王戎對他的評論是：“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

”也就是說，他給人一種質素深廣的印象。

而大器度，正是其時名士之一種風度。

雖然山濤與嵇康、阮籍情意甚篤，但是志趣其實并不相同，這從他舉嵇康自代以至引出嵇康與之絕交一事，即可說明。

他走的是另一條入仕的道路。

山濤是一個很有見識的人，他謹慎小心地接近權力。

在曹氏與司馬氏權力爭奪的關鍵時刻，山濤看出事變在即，“遂隱身不交世務”。

這之前他做的是曹爽的官，而曹爽將敗，故隱退避嫌。

但當大局已定，司馬氏掌權的局面已經形成時，他便出來。

山濤與司馬氏是很近的姻親，靠著這層關系，他去見司馬師。

司馬師知道他的用意與抱負，便對他說：“呂望欲仕邪

”于是，“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郎中。

久之，拜趙相，遷尚書吏部郎。

”開始做的當然都是小官，到了任尚書吏部郎的時候，山濤的仕途便一帆風順了。

嵇康曾有《與山巨源絕交書》一文，后人因此對山濤頗多鄙夷。

雖然山濤并不像嵇康那樣是非分明，剛直峻急，但也只是行不違俗而已。

譬如他也飲酒，但有一定限度，至八斗而止，與其他人的狂飲至于大醉不同。

山濤生活儉約，為時論所崇仰。

他在嵇康被殺后二十年，薦舉嵇康的兒子嵇紹為秘書丞，他告訴嵇紹說：“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

”可見他二十年未忘舊友。

至于他投靠司馬氏，似也無可非議。

因為士人求知的目的是“經世致用”，他們想必也有所謂的“實現自身價值”的問題。

但他們擁有的純知識的地盤卻是如此之少，除了天文、歷法以外，其他的科學技術幾乎都是“醫卜星相”、“百工”的賤業。

法律、經濟和管理也大多是吏胥的專利，琴棋書畫之類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只是業余愛好，他們所能做的也就只有讀書與做官了。

在皇權壟斷一切的社會，僅有一技之長以至雞鳴狗盜者自不必言，就是有經緯天下之術的蓋世英才，舍“貨與帝王家”之外也少有一展身手的。

向秀，字子期 ，（約227年-272年），魏晉間文學家。

竹林七賢之一。

字子期。

河內懷縣（今河南武陟西南）人。

生卒年不詳。

少穎慧。

與嵇康等友善。

向秀本隱居不出，景元四年 （263）嵇康被害后，在司馬氏的高壓下，他不得不應征到洛陽。

后任散騎侍郎，又轉黃門散騎常侍。

向秀好老莊之學。

當時《莊子》一書雖頗流傳，但舊注“莫能究其旨統”，向秀作《莊子隱解》，解釋玄理，影響甚大，對玄學的盛行起了推動作用。

但向秀未注完《秋水》、《至樂》。

稍后，郭象在《莊子隱解》的基礎上補完《秋水》、《至樂》注釋，又加發揮，成為今日所見的《莊子注》。

劉伶，字伯倫，（約221年-300年），沛國（今安徽宿縣）人。

竹林七賢之一。

魏末，曾為建威參軍。

晉武帝泰始初，召對策問，強調無為而治，遂被黜免。

他反對司馬氏的黑暗統治和虛偽禮教。

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

一次有客來訪，他不穿衣服。

客責問他，他說：“我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室為衣褲，你們為何入我褲中

”他這種放蕩不羈的行為表現出對名教禮法的否定。

唯著《酒德頌》一篇。

王戎（234─305），字濬沖，瑯邪臨沂（今屬山東）人。

西晉大臣，竹林七賢之一。

幼穎悟，神采秀徹。

善清談，與阮籍、嵇康等為竹林之游，戎嘗后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

”他是七賢中最庸俗的一位。

晉武帝時，歷任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進爵安豐縣侯。

后遷光祿勛、吏部尚書等職。

惠帝時，官至司徒。

戎茍媚取寵，熱衷名利，立朝無所匡諫。

性極貪吝，田園遍及諸州，聚斂無已，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

戎家有好李，常賣之，但恐別人得種，故常鉆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譏諷。

阮咸，字仲容，“竹林七賢”之一，阮籍之侄，叔侄二人時人并稱為“大小阮”。

他歷官散騎侍郎，補始平太守。

山濤認為他“貞索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

若在官人之職 必絕于時”（見《晉書》本傳）， 但晉武帝認為他耽酒浮虛而不為所用。

他與阮籍一樣放達任誕， 狂浪不羈。

他曾與姑母家鮮卑婢女私下要好，母親死時，按禮姑姑要還家，但阮咸要求把婢女留下，這在當時是不為禮教所容的。

后來婢女走了，阮咸借驢騎上追趕，終于把婢女追回來了，并生了一個兒子叫阮孚，為世所譏。

他不隨便交朋友，只和親友知交弦歌酣飲。

有一次，他的親友在一起喝酒，他也來參加，不用酒杯，而是用大盆盛酒，喝得醉醺醺的。

當時有一大群豬走來飲酒，阮咸就和豬一起喝酒。

他一面飲酒，一面鼓琴，真是不亦樂乎。

于是“與豕同飲”就傳為笑話。

阮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為當時著名的音樂家。

有一種古代琵琶即以“阮咸”為名。

他曾與荀勖討論音律，荀勖自認為遠不及阮咸，便極為嫉恨。

阮咸也因此被貶為始平太守。

阮咸還有著作《律議》傳世，見《世說新語·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