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系實際談談大學生遵守法律的意義

當代大學生的法律素養及法制教育改革探索 摘要：必備的法律素養，已成為現代市民特別是青年大學生立足社會的基本要件。

然而，實踐中源源不斷的各類大學生犯罪現象，頻頻向我們告示：一年一度的“法制教育”課并未讓學生們真正懂法，傳統的法制教育模式走到了非改不可的盡頭。

鑒于此，本文擬將從教育學和法社會學視角對我國高校法制教育的合理性改革予以多維度探索。

一 從社會學角度講，我國正在融入法治社會。

對置身于未來社會的任何一個人，是無法擺脫法律而生存的。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場主體都得遵循統一的規則或制度，在這種高度規則化的社會里，“法制手段”將越來越廣泛地運用于我們的現實社會關系中。

這意味著，從個體人的日常生活行為到豐功偉業之創造，均離不開一定的法律知識或法律技能。

當我們以審思發展和關切生活的態度來判斷實踐視域時，自然會發現，必備的法律素養，已成為現代市民特別是青年學生們立足社會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何為法律素養，簡言之，是指認識和運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質。

一個人的法律素養如何，是通過其掌握、運用法律知識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識表現出來的。

法律知識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制定法中關于規則的知識，即所謂的法律條文體系；二是法律學問中關于原理的知識，即所謂的法律原理或法律理論。

一般意義上的學法、懂法，就是要求既熟知一些基本的法律條文，同時又掌握一定的普遍適用的法律原理。

而法律意識，它是社會意識的一種形式，“是人們的法律觀點和法律情感的總和，其內容包括對法的本質、作用的看法，對現行法律的要求和態度，對法律的評價和解釋，對自己權利和義務的認識，對某種行為是否合法的評價，關于法律現象的知識以及法制觀念等。

” [1] 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識能驅動公民積極守法。

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識，才能使守法由國家力量的外在強制轉化為公民對法律的權威以及法律所內含的價值要素的認同，從而就會嚴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權利和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就會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權利和自由；就會積極尋求法律途徑解決糾紛和爭議，自覺運用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就會主動抵制破壞法律和秩序的行為。

另外，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識能驅動公民理性守法，實現法治目標。

理性守法來自以法律理念為基礎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認知。

法律意識，一般由法律心理、法律觀念、法律理論、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構建，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識的最高層次，也是大學生法制教育的核心。

所謂法律信仰，就是人們對法律的無限信服與崇拜，并以之為行為的最高準則。

“一個社會公眾對法律的信仰生成相當重要，它是一個國家法治化的關鍵性要素。

正因為如此，伯爾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才會廣為流傳，成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們確信的一條真理性原則。

[2]”法律信仰是人們對法律的一種認同和依歸，其實質是追求法律至上和法律統治。

只有信仰法律，才可能守法。

法律作為公平、正義的象征，守法僅是法信仰的外在表現形式，守法精神才是法信仰的靈魂。

守法精神要求的是主體不僅遵守法律，更重要的是把守法內化為道義上的一種責任和義務，變被迫守法為自愿守法，由強制守法到良心守法，由他律守法到自律守法。

綜觀人類社會發展史，越是民主化和秩序化的社會，該社會場景下的市民對法律的崇尚和需求就越強。

這些市民之所以追求法律（規則）至上，首先是他們習慣于信賴法律規則；更重要的是他們有條件通過法律規則來保障自身權利實現的最大化和對政府權力控制的具體化。

這是因為“法律規則是一種普遍、穩定、明確的社會規范，是一種公共權威，而非人格權威、特權威嚴及親情，在調整社會向高層次發展中，能自動地排除或抵制偶然性、任意性及特權的侵害，使社會在嚴密的規范化、制度化的良性運動中，形成一種高度穩定有序的秩序和狀態；其次，法律規則對人們的生活安排方面，它要求個人之間、個人與政府及組織之間有一種默契，一種自我調節的機制，這種‘默契’和‘調節機制’經法律的確定性配置后，能促成人類生活的高度和諧，予以人的自由與尊嚴最大化保障，讓人有絕對的權力，不依賴于階級或國家，設計的是一幅自由自在的充滿人性關懷的生活模型。

”[3]因此，要提升一個國家公民整體的法律素養，應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傳授給公民法律知識和培育其法律意識乃至法律信仰；二是大力推進社會的民主化和法治化進程。

二 勿容置疑，作為造化育人的高等學府，主導性培育和快速提升青年學生的法律素養，是其參與社會現代化進程和塑造“現代型人才”不可推卸的職責。

然而，近年來一升再升的大學生犯罪數據，頻頻向我們告示：校園并不平靜，大學生們的法律素養還十分貧瘠。

廣州市司法局的吳云南等同志對廣東全省49所普通高校進行了調查，結果念人震撼，1981—1998年，這49所普通高校曾有違法和犯罪的學生626人，約占同期在校學生總數的干分之二。

浙江嘉興市秀洲區人事勞動保障局兩名公務員2003年4月3日下午在辦公室里遇刺。

警方確認，犯罪嫌疑人周一超時年22歲，是浙江大學農業與生物技術學院農學系應屆畢業生。

原來，他在該區公開招考公務員中，已通過筆試、面試，但健康檢查不合格，未被錄用。

因情緒悲觀，產生報復念頭，遂遷怒于人事部門的招考人員，最終導致行兇殺人。

2003年3月28日，在南京市浦口區檢察院掛牌成立了全國首家大學生犯罪預防中心，南京大學、東南大學等南京10所高校成為首批中心成員。

之所以要建立這個“大學生犯罪預防中心”，是因為該院通過調查分析發現，2001年該區在校大學生的犯罪率比上年上升300％，2002年比2001年上升120％，并且還得出結論，大學生犯罪大多是因為不懂法。

[4] 面對這些觸目驚心的大學生犯罪數據，能夠予之以較為恰當的解釋是：現行的學校“法制教育”課，根本沒有讓學生真正懂法。

正如“硫酸傷熊”案當事人劉海洋（清華大學學生）所言：“我們上大一就學了《法律基礎》課，學了民法和刑法等，但我只知道獵殺野生動物違法，但用試劑燒傷動物園里的動物是不是違法就不清楚了……”[5]從這段心語中，也許會讓我們得到比“事件”本身更富有檢討意義的啟示，我國高校的法制教育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也正是基于諸類現實而重大問題的近憂和遠慮，筆者將進一步談談幾點近期形成的關于“法制教育”合理性改革的思想積淀。

第一、法制教育的認識定位要變革。

根據我國官方的有關文件精神及實踐做法，學校的“法制教育”從屬于“德育教育”，并沒有自身獨立的地位。

“法制教育”次第于“道德教育”的認識及定位是不大合理的，把法制教育視同為道德教育，事實上按照道德教育的套路來開展法制教育課，不僅難以達到法制教育的教育性，由此還將至使“法制教育”遭受埋沒。

正是受這種不合理認識因素的影響，長期以來，大大小小的高等學府里，很難看到獨立的法律教研室，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德育教研室，其結果是法制教育工作很難得到切切實實的開展。

道德教育與法制教育均系屬于社會價值教育范疇，它們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從聯系上講，兩者的目的同一的，都是為了培養適宜社會需求的“合格公民”；從區別上講，道德教育重在凈化人的內心世界，法制教育重在規范人的外在行為。

我們說提升人的品質，應從思想和行為兩方面塑造，益于采用法制教育與道德教育的結合，但不存在法制教育從屬于道德教育或道德教育從屬于法制教育的問題。

所以，法制教育的教育性發揮，需要建構一個屬于法制教育本身的體系完整且地位獨立的法制教育安排。

第二、法制教育的師資隊伍要優化。

法制教育是一項政治性、理論性、知識性、實踐性很強的綜合性教育，不僅要有明確的目標、規范的內容和相對穩定的教育渠道，而且必須有受過正規培訓、具有一定理論水平和實踐經驗的法律教師隊伍。

現行的所謂“法律教師”，不少為“半路出家”，甚至是從未接受過法律專業教育的政工干部，此番情景下“出爐”的“弟子”會有多少法律素養也就可想而知了。

高等學校的法律教師不僅要深諳學校教育規律和青年學生成長規律，而且要具備比較系統的法律學科知識和較高的法律素質。

不同的學校應根據自身條件，通過專、兼、聘等多種形式，形成一支具有相當水平的精干的專職教師為主體，同時聘請部分長期從事司法實務或法學教育工作的兼職教師為補充，整合組建地道、高質的法制教育師資隊伍。

第三、法制教育的內容設置要調整。

高等學校的“法制教育”是為了培養大學生的法律意識（法律信仰）和法律知識（法律技能），主要應包括法學基礎理論、基本法律知識和法制觀念教育。

通過法學理論教育，讓學生掌握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觀點，在思想上樹立起法律權威；要通過講解和介紹憲法，使學生了解憲法是民主制度的產物，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權利義務觀念，樹立國家主人翁意識；結合不同專業，有選擇地向學生介紹一些部門法，培養學生守法、護法、用法的知識技能和自覺意識。

目前，不同類別的所有高校，強行劃一地以開設一門《法律基礎》來應付“法制教育”，由于課時少，內容龐雜繁多，教授者，猶如蜻蜓點水，匆忙趕進度，只能是簡單地進行一系列知識羅列和堆積；學習者，往往疲于應付，死記硬背，應付過關考試，師生都苦不堪言。

這顯然有悖于“法制教育”的真實目的。

法制教育的內容選擇上，比較合適的做法是在不同類別的學校開設不同層次的法制教育課。

根據學生所在的學校類別、所學的專業及各校的側重點需要，除進行憲法、刑法、民法等大法的一般性普及外，還開設一些與各校專業（行業）相關、與各類學生受體相通的法律課程，使“法制教育”貼近大學生的生活，融入大學生的內在性需要。

第四、法制教育的實施方式要要改進。

高校法制教育，首先要遵循法制教育的特有規律。

法制教育是“認同”規范、“接受”規范和“消化”規范的教育，是培養自覺、自愿的守法精神和塑造體現民主、正義、效率、公平等現代法治理念的教育，依靠傳統的枯燥無味的“課堂說教”事實上很難奏效，較適宜的是讓學生在生動、直觀的實踐活動中感受為什么要遵守及如何遵守這些規范。

法律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沒有經過法律實踐是無法真正學好法律的，適當沿用英美法系國家的“實踐性法律教育模式”也無不可。

比如：運用啟發式教學，讓學生成為課程的主體，鼓勵學生通過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得出最佳的答案，老師不斷提出問題，引出各種可能性，引導學生發現有關的法律規范、事實材料、及其各種因素之間的關系，引導學生自己開動腦筋思索，這樣學生掌握的知識就會更為牢靠、更加深入；又比如運用角色扮演、模擬案件等多樣化安排，對真實或模擬的案例進行課堂分析和討論，讓更多的同學通過觀察、評論、角色轉換和辯論等方式，從中學到有用的知識，其優點是能讓更多的同學參與案件的分析，容易從群策群力的多種方案中，鑒別、篩選、產生最佳方案，這種方法不僅能夠使課堂的案例分析深入、實用，而且使學生之間的關系以及學生和老師之間的關系更加融洽，老師不再是單純教育者和大案提供者，而是平等的案件參與者和學生的幫助人；再如打破課上與課下的界限，書本與現實的分割，開辟第二課堂教學，經常性參觀監獄，旁聽有關刑事、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的審判活動，讓學生在面對面的親臨感受和事實分析中自覺獲得價值判斷，以此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形成待人的態度和處理有關問題的方法……，等等。

另外，法律意識的自覺養成和法律技能的嫻熟掌握，不是通過學一門《法律基礎》課所能及的，也不是憑給某年級的某部分人上某門課程能做到的，對大學生的法制教育應貫穿于整個學習期間，不能斷線，并且在不同年級要有不同的任務和重點。

當然，這要遵循一般的學校教育規律，不可能大學幾年都開法律課，而要充分利用校園這一特定的文化傳遞空間，發揮各有關專業課程在進行法制教育方面的作用和功能，使學生在學習文化知識的過程中受到比較系統的法制教育。

事實上，專業教育與法制教育的有機結合，更有利于學生“內在性”地消化與專業知識密切關聯的、在學生的學習及今后的工作中真正用得上的法律知識，進而增加學生學法的實效性

韋鈺院士讓我們學習的故事

工地實習心得這個暑假有一個很特別的作業，就是要到工地去實習。

這是我第一次遇到這種作業。

說實話，挺新奇的，所以也有點期待。

暑假的實習時間雖然就很短的2個月，但對于我自來說卻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人生經歷。

無論是在情感、識人、技術、管理等多方面均有一定的成長。

情感更加成熟，識人準確一些了，也能揣測別人心里所想，技術開始了解，管理開始入門。

在爆曬的太陽下收獲的是堅毅，在樸實的工人面前收獲的是一顆平常心，在復雜的辦公室政治環境下收獲的是要怎樣去為人處世。

　　施工要涉及到好幾個方面，有技術、質量、安全等。

我所在的中鐵二十二局一公司邯黃鐵路項目部2隊工程科有：技術負責人，技術員，質量員，安全員，資料員。

在鐵路建設里技術是要求很嚴格的，畫圖必須要準確，力學計算必須要精準。

稍微一點差錯就可能導致重大損失

總體來說一個項目部對技術員的要求是很高的。

質量員的主作是把完成的部分去和原來設計的對照，看看誤差怎么樣，在要求的誤差范圍內就能合格。

安全員主要是去監督現場的設備以防出現安全隱患。

要隨時提醒現場的施工人員注意安全，對有可能出現安全問題的設施要及時發現以避免事故的發生。

資料員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已施工完畢的工程的技術資料，包括臺帳，檢驗批等一系列技術資料。

隨著施工進度的推進會有不同的施工任務。

新的施工任務一出現就勢必要出臺新的方案。

比如：涵洞的施工方案，涵洞墻身的澆注方案，蓋板的施工方案。

這些方案的制作一般都

重返校園的詩句

蔡鍔　　（1882-1916）蔡鍔，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寶慶（今邵陽）。

其父名正陵，母王氏，生子三人，艮寅為長。

其家世代務農。

艮寅六歲開始入塾受業，十三歲中秀才。

1893年春，他步行到長沙，考入由梁啟超、譚嗣同主辦的時務學堂，從此與梁啟超結下了既是師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緣。

　　1898年9月，戊戍變法失敗，譚嗣同被殺，梁啟超出逃日本。

在此之前艮寅參加了湖南巡撫陳寶箴舉辦的留學生預備考試，并以第二名入選，結果因變法失敗而未能實現。

他又去武昌，投考兩湖書院，因是時務學堂舊生而遭拒絕。

1899年，艮寅赴滬，投考南洋公學，得梁啟超來信，約他去日本。

他得到既是學友又是老師的唐才常的資助東渡，入日本大同高等學校，研究政治哲學，后又入橫濱華商東亞商業學校，不久加入唐才常的自立會。

1900年4月，他隨唐才常回國，準備發動自立軍起義，事泄，為張之洞屠殺多人，艮寅幸免，遂改名蔡鍔，取其鋒芒銳利之意，以明投筆從戎之志，重返日本。

此后，入陸軍成城學校，1902年畢業，自費考入東京士官學校第三期，1903年畢業。

在日期間，蔡鍔先后以博孟、奮翮生、錐擊生的筆名在梁啟超主辦的《清議報》和《新民叢報》發表文章，其觀點，多受梁啟超、楊度的影響。

　　1904年，蔡鍔回國，應江西巡撫夏時之聘，任續備左軍隨營學堂兼監督。

1905年初，應湖南巡撫端方之聘，任湖南教練處督辦，兼武備、兵目兩學堂教官。

7月，應廣西巡撫李經羲之聘，任廣西新軍總參謀官兼教練官和隨學堂總理官。

1906年秋，奉命去河南彰德參觀秋操演習，被派為中央評判官。

同年，任新辦廣西陸軍小學監督。

1908年，任新練常備軍第一標標統。

1909年，任龍州講開堂監督。

1910年，任新軍混戰協協統、學兵營長等職。

在廣西期間，蔡鍔一方面繼續與老師梁啟超保持聯系，同時又不斷接觸譚人鳳、李燮和黃興等人，這對他本來偏向改良的觀點不能不有所觸動。

1911年初，由已經調任云貴總督的李經羲推薦，蔡鍔任云南新軍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協統。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

在各地紛紛響應的形勢下，蔡鍔經過周密部署，于10月30日（農歷九月初九）晚八時發動起義，到次日午前，占領省城。

十九鎮統制鐘麟同當場被殺，軍事總參謀靳云鵬化裝潛逃，云貴總督李經羲避入法國領事館。

云南起義成功，蔡鍔被推為都督。

此后，蔡鍔在各負責部門換上同盟會員或同情革命的人，在財政、交通、教育等方面進行若干整頓，使云南面貌為之一變。

蔡鍔本人為官尤其清廉，他主動提出把自己月薪降到六十元，僅相當于營長鐵薪金，這在各省都督中是最低的。

　　由于受中央集權思想影響較深，蔡鍔此時對革命派和袁世凱均無深刻認識，因此，曾支持袁出任總統。

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也傾向于袁，并尊袁令入川圍剿熊克武，雖未交鋒，但此時他的態度還沒有傾向革命派。

　　1913年10月，蔡鍔辭掉云南都督職務，來到北京。

他有才干，也很有聲望，是北洋系以外頗有影響的人物。

到京后，袁世凱先后任命他為陸軍部編譯總裁，全國經界局督辦，統率辦事處辦事員、政治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等職，并加昭威將軍稱號。

如此眾多的頭銜都是只賞高官，不給實權。

這反映出袁世凱對他既懷疑又懼怕而又不得不裝出重用的態度。

　　蔡鍔本人，曾對袁世凱存有一些幻想，到京后，發覺了袁氏父子的陰謀與野心，目睹袁氏小朝廷的倒行逆施，逐漸對袁不滿。

　　1915年5月，袁氏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

8月，楊度為首的籌安會成立，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暴露于天下。

第二天，蔡鍔即到天津梁啟超家中秘商對策。

不久，梁啟超的著名文章《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發表，這使袁世凱增加了對蔡鍔的注意，并于10月暗中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宅。

在這種情況下，蔡鍔假裝意志消沉，經常出入于京城八大胡同妓館，甚至裝作贊成帝制，暗中卻把家眷遣送回籍，以防不測。

11月11日，已染喉疾的蔡鍔假裝治病，到天津與梁啟超再商反袁計劃，并與云南故舊聯系。

11月19日更名易裝取道日本經香港，于12月21日抵昆明。

　　當時，云南軍界早已開過秘會，并有少量部隊北上入川，李烈鈞、方聲濤等人也先后到達。

但云南都督唐繼蕘態度曖昧，因而云南遲遲未動。

蔡鍔抵滇后，先后與唐繼蕘商討九次，并做了下屬人員的大量思想工作，最后決定起義。

1915年12月25日，由蔡鍔、唐繼蕘、任可澄、劉顯世、戴戡聯名通電，聲討袁世凱，宣告云南獨立。

26日，云南正式成立護國軍，蔡鍔任第一軍總司令，北上入川;李烈鈞為第二軍總司令，出兵湘粵;唐繼蕘以云南都督兼任第三軍司令，坐鎮大本營。

其中，蔡鍔所率的第一軍是主力，其處境也是最困難的。

他們以幾千人抵擋萬余裝備精良的北洋軍，力量對比懸殊。

但他們依靠地形氣候等有利條件，又深得當地百姓的擁護和支援，因此能不斷取勝。

這時，蔡鍔已喉疾嚴重，聲音嘶啞，面容憔悴，但他身先士卒，英勇奮戰。

在他統率下，經過兩個月的艱苦奮戰，終于摧垮了四川的北洋軍隊。

這樣，袁世凱迫于全國的壓力，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總統的地位。

蔡鍔等人堅決要求袁世凱下臺，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粵、浙五省在廣東肇慶成立軍務院，蔡鍔等十五人被推為撫軍。

6月6日，袁世凱在舉國聲討聲中死去。

6月7日，黎元洪依法繼任，命蔡鍔為四川督軍兼署省長。

　　蔡鍔此時病情已十分嚴重，他保薦羅佩金、戴戡代理職務，向北京政府辭職出外就醫，8月9日離成都，22日到上海，為梁啟超《盾鼻集》寫序。

9月20日，蔡鍔抵達東京，入福岡大學醫院治療，終因病情過重醫治無效，于1916年11月8日逝世，終年才三十四歲。

北京政府迫于輿論壓力，撥款二萬元，舉行國葬，追贈他為上將軍，定12月25日為云南起義紀念日。

其遺體，安葬在長沙岳麓山上。

蔡鍔遺著有《蔡松坡先生遺集》、《松坡軍中遺墨》以及《蔡鍔集》。

　　匡互生　　匡互生(1891～1933)，名濟，字人杰，別名日休、務遜。

清光緒十七年(1891)九月三十日，出生于邵陽東鄉天臺山(今邵東縣廉橋鎮豐足村)。

7歲啟蒙，勤奮好學，學業優異。

16歲開始，讀書之余，習學武藝，對社會邪惡勢力，好打不平。

宣統二年(1910)入邵陽中學讀書。

民國元年(1912)，武昌革命爆發，湖南首先響應，匡隨石基攻打巡撫衙門，破后，承擔小西門防衛。

民國2年，湖南都督湯薌銘，任意戮殺無辜，匡在《時事感言》中，用大量事實揭露湯薌銘在寶慶的種種罪行，湯下令緝捕。

國文教師李洞天盡力掩護，幸免遇難。

在邵陽中學讀書期間，常和好友談論國事，對封建制度痛恨入懷。

　　民國4年，匡考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今北京師范大學)預科，次年入數理部本科。

時逢袁世凱竊國稱帝，辱國喪權;張勛復辟，戰禍連年，時局動蕩，外侮日亟之際，匡一面努力攻學專業，一面尋求革命真理，與同學周予同、劉薰宇、周為群等組織“同言社”，后改名“工學會”，組織學生秘密學習進步書刊。

李大釗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等文章，匡讀后連說是“驚醒青年睡夢的晨鐘”。

民國8年4月，巴黎和會在英法美日等國的操縱下，拒絕中國政府收回山東半島權益的要求。

參加會議的中國軍閥政府的代表，準備屈辱地在和約上簽字。

消息傳來，舉國憤怒。

北京學生決定于5月7日舉行示威游行，抗議巴黎和約，以振國威。

匡互生與摯友密定，在游行中準備為國捐軀，并寫好遺書，將后事托付友人，同學深為感動。

5月3日晚，工學會召開秘密會議，匡互生主張以暴抗暴，得到不少同學贊同。

會議決定派出代表，連夜與各校聯絡，提前于次日舉行示威游行，并在各賣國賊住處組織監視。

　　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學生3000多人在天安門集會，提出“外御強權，內懲國賊”的愛國口號，整隊前進，匡走在游行隊伍的最前列。

隊伍行至賣國賊曹汝霖住宅處，匡見曹家朱門緊閉，警衛守門，便攀上大門旁的小窗，擊碎玻璃，掰開鐵欄，擠進院內。

接著，陳藎民，楊晦等數人相繼入內。

匡號召守衛警察“爭國權、懲治賣國賊，以振國威”，匡的言詞慷慨激昂，使警察受到感動，自動取下槍上的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彈，讓匡等打開大門，游行者昂揚而入。

匡在曹院內尋找曹汝霖，未見人影，即從臥室取出被褥等物，舉火焚燒，火焰沖天而起。

半小時后，段祺瑞派軍警趕到，有23名學生遭逮捕。

對此，北京學生舉行總罷課，并通電全國，以示抗議，隨后，天津、上海、長沙、盧州等地學生紛紛舉行游行示威，聲援北京學生的斗爭。

段祺瑞軍閥政府迫于壓力，釋放了被拘捕的學生，罷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賣國賊的一切職務，并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同年夏，匡從北京高師畢業回長沙，任教于楚怡小學，時逢北洋軍閥張敬堯統治湖南，燒殺掠搶，民情激憤，匡與毛澤東、何叔衡一道起草驅張宣言。

次年，任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教務主任。

在教學上，廢灌輸式，興啟發式，提倡自由討論，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首倡男女同校。

并與毛澤東等組織湖南學生聯合會、職工會，開展革命活動。

民國13年，匡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暉中學，提倡改革教育，遭校長拒絕，毅然辭職。

　　民國14年春，匡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民房辦學。

夏，在江灣鎮籌建校舍，主張以“修養健全人格，實行互助生活，改造社會，促進文化”為宗旨，以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之義，取校名為“立達”。

匡認為：教育者的責任，是使受教育者在自由發展的環境中，去害蟲，灌肥料，滋雨露，自然發育，將學校改名學園。

民國18年，學校增設農村教育科，設養蜂、養雞和園藝3個專業。

學生通過學園藝，種蔬菜和培植果樹等實踐，領悟到培育農作物，是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結果，從而增強重農感情。

文化課循教育部的規定外，還增設了世界語、法語、意大利語、社會學、邏輯學、實踐道德等課程。

　　民國21年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立達學園毀于日軍戰火。

匡與同仁趕緊在廢墟上重建校舍，秋季復課。

因積勞成疾，民國1933年4月22日逝世。

　　劉長佑　　劉長佑，字子默，號蔭渠，金石鎮人。

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生，其父時華，經商發家。

　　劉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取拔貢。

同年十月十六日，李沅發攻陷縣城，代理知縣萬鼎恩被戮，長佑與廩生劉坤一即募鄉勇萬余人，會同清軍鎮壓起義軍。

　　咸豐二年（1852），劉隨江忠源率鄉勇至廣西參與圍剿太平軍，次年，又隨江忠源鎮壓瀏陽夭地會征義堂周國虞等會眾起義．此后，江忠源領軍出境，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與太平平作戰，劉多次赴援。

六年，劉奉巡撫駱秉章命，率肖啟江等部5000人入江西，攻克袁州。

七年進屯太平墟，遭太平軍沉重打擊，全軍潰敗，江忠義率鄉勇救援，才挽回頹勢。

　　咸豐九年(1859)，石達開率部從江西南安進入湖南，攻克郴、桂，直迫永州．劉長佑、江忠義率軍赴援，解永州圍。

石達開軍圍攻寶慶，劉與李續宜分扼東西兩路堵擊。

石軍久攻不下、于8月撤圍南走東安，轉戰廣西。

劉領兵追逐，攻占郴州，次年任廣西巡撫，在廣西撲滅了兩廣天地會建立的“大成國”政權。

　　同治元年(1862)，劉長佑升任兩廣總督，將所部楚軍交劉坤一統領，留防廣西。

不久，劉長佑調任直隸總督，與魯西北農民起義軍張錫珠、宋景詩部作戰。

同治六年，滄州鹽民張六起義，數干人攻襲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劉長佑因疏于防范而被降級留任。

同治十年再度翻用，厲任廣東、廣西巡撫、云貴總督。

光緒十三年（1887）病卒原籍，謚武慎，有《劉武慎公遺書》。

　　嚴怪愚　　嚴怪愚，(1911—1984)，原名正，九龍嶺嚴家橋人。

民國15年：(1926)投身農民運動，“馬日事變”后參加中國共產黨;后因組織被破壞，失去聯系。

民國19年在湖南農校畢業后，考入湖南大學經濟系。

嚴才思敏捷，眼光敏銳，課余從事寫作，在校期間出版《百感交集》一書，在湖南新聞界嶄露頭角。

民國24年畢業后，投身新聞工作。

　　民國25年9月，嚴與康德、袁邵華、陳楚等創辦長沙《力報》，任副刊主編，兼采訪部主任。

經常撰文，揭露社會黑暗，抨擊時政。

魯迅逝世，嚴于10月22日，在《力報》上撰文，悼念魯迅。

稱“高爾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個太陽，魯迅去世，東方殞傷了一個月亮”。

當時省政府機關報《國民日報》主編壺公(羅爾瞻)，攻擊魯迅及其著文紀念魯迅的人。

嚴連續組織特刊予以抨擊。

　　抗日戰爭爆發后，嚴到徐州前線采訪，連夜撰寫戰地通訊，謳歌中華兒女英勇抗戰事跡。

民國28年，與康德等主辦邵陽《力報》，聘請中共邵陽中心縣委書記唐旭之任主筆，嚴自任采訪部主任。

嚴從重慶國際新聞社負責人范長江處獲悉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準備在南京成立漢奸政權，首先在《力報》發表《汪精衛叛國投敵前后》一文，在國內外產生極大影響。

隨后，嚴任《力報》總編輯。

民國29年5月，《力報》被薛岳封閉，嚴被逮捕，經多方營救，方獲出獄。

又相繼在衡陽主辦《正中日報》，在沅陵創辦《力報》，在晃縣、辰溪創辦《中國晨報》，堅持人民立場，揭露時弊。

　　抗戰勝利后，嚴任青島《東南日報》駐滬記者。

民國35年秋，在南京梅園新村受到周恩來嘉勉。

是年冬，中共代表團離開南京時，嚴孤身冒險在風雪中送行。

民國37年7月，嚴在長沙創辦《實踐晚報》，任主編，宣傳時事，抨擊時政。

7月31日開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訴》專欄，以社會各界底層人士的名義，寫出專文，連續刊載17期。

主要有《看農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爛雇傭制》、《要履歷、要登記，卻不給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價暴漲風襲擊邵陽》、《耒陽糧政漆黑一團》、《退役回鄉生活無著》等。

讀者閱后，稱《大家訴》專欄代表社會底層人士在說話。

民國38年春，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長沙地下組織。

5月，嚴受中共地下黨湖南省工委之托回邵陽，擔任魏鎮、宋濤起義前的聯絡工作。

10月9日下午，陪同人民解放軍前導車進入邵陽城。

新中國成立初期，嚴先后擔任邵陽《工商晚報》、《大眾報》、湖南通俗讀物出版社副社長。

1955年在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中受到審查，離開新聞界，先后在長沙一中、長沙師專任教。

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

1962年調湖南師范學院任圖書資料員。

1979年改正后，當選為第五屆省政協委員。

1984年3月病逝。

　　魏源　　魏源，名遠達，字默深，號良圖，晚年法名承貫，清邵陽縣金潭（今隆回縣金潭鄉人）。

清乾隆五十九年農歷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出生。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攜母親、妻子遷居江蘇寶山父親魏邦魯任所。

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揚州新城抄關門內倉巷購宅基營建家園定居。

　　道光二年（1822），中順天鄉試舉人第二名。

五年，受江蘇布政使賀長齡之聘，輯《皇朝經世文編》120卷;撰《籌漕篇》、《籌鹺篇》、和《湖廣水利論》等，后又助江蘇巡撫陶澍辦漕運、水利諸事。

　　道光六年（1826），入京會試，劉逢祿分閱試卷，力薦龔自珍、魏源二卷不售，作《兩生行》哀之。

其中稱魏源為“無雙國士長沙子，孕育漢魏真經神，尤選理礫鮑謝，暗中劍氣騰龍鱗”。

對魏源才學非常賞識，預言“且看明日走馬填城 ”九年，再次會試，又不中，捐內閣中書舍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投入兩江總督裕謙幕府，參與浙東抗英戰役，并在前線親審俘虜。

后見清廷和戰不定，投降派昏庸誤國，憤而辭歸，潛心著述。

二十崐年《南京條約》簽訂時，他完成《圣武記》一書。

后又將林則徐主持翻譯的西方史地資料《四洲志》和歷代史志等編成《海國圖志》50卷，后幾經修訂、增補，到咸豐二年（1852）成書100卷。

該書對強國御侮、匡正時弊、振興國脈等經國大事，有深入探索。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師夷長技以制夷”等論點，主張學習西方技術，制造戰艦、火器，以及選兵、練兵、養兵的方法，改革中同軍隊，還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張;他告誡人們在“英吉利蠶食東南之時, 忘鄂（俄）羅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創辦民工業，允許私人設立廠局，自行創造與銷售輪船、器械等，使國家富強;主張革新，要求“去偽、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并在《默觚》中抒發“變古愈盡，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艱”的思想。

對清王朝長期固步自封的閉關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線予以犀利的批判。

　　咸豐四年（1854），魏源與全家避兵僑居興化（因舊居 園先年二月毀于炮火）。

自歸不與人事，惟手訂生平著述。

七年農歷三月初一（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東園僧舍，享年63歲，葬于杭州南屏方家峪。

去逝后，興化人民將他與北宋名官范仲淹同祀，香火不絕。

　　魏源著述甚豐，除《圣武記》、《海國圖志》、《默觚》、《元史新編》外、還有《凈四土經》、《古微堂詩文集》、《書古微》、《詩古微》、《公羊古微》、《曾子發微》、《子思子發微》、《高子學譜》、《孝經集傳》、《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學古經》、《大學發微》、《兩漢古文家法考》《論學文選》、《明代兵食二政錄》、《春秋繁露注》、《老子》、《默子》、《孫子》、《吳子》等若干卷，并協助賀長齡編輯《皇朝經世文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