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金剛怒目”式詩歌

導語：陶淵明一生都在追求出仕，也和當時的社會國家狀態有關，使其懷才不遇，以下是由應屆畢業生文學網網小編為您整理的陶淵明“怒目金剛”式詩歌，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陶淵明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最有成就的詩人之一。其為人所知的多是他的歸隱詩與田園詩。但隨著時代推進與社會進步,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注意陶淵明“金剛怒目”式的作品。并在充分肯定陶淵明的詩歌平淡沖和、靜穆自然的同時,逐步探究其“金剛怒目”式詩歌的根源。

【第1句】：認識過程

張愛玲是幸運的,她作為作家,在現世就享受到了盛名。同張愛玲所說的“出名要趁早”不同,在歷史的長河中有許多作家都是經歷了一番曲折后才被人們認識的,因時代不同,認識便也有不同。陶淵明便是其中的一位,他的詩現今讀來,頗有隱逸之意,有的人也多是喜歡他的詩中的那種恬淡自然,因為如今講的最多的就是尊重自然,回歸自然,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陶淵明生活于魏晉南北朝時期,魏晉風骨、魏晉遺風也是對一個人的褒獎了。由不為人知到被人認識再到被人接受,這要經歷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對于一個詩人來說是痛苦的。還是朋友比較可靠,好友顏延年要幫扶一下陶淵明,或者他真的是欣賞陶淵明的詩,他說:陶淵明的詩“文取指達”,字雖不多,只有四個字,但對于像陶淵明這樣的天下還不聞其名的詩人來說,也可告慰其心了。凡事要合潮流,人都有從眾心理,曲高和寡歷來不受重視。當時東晉盛行玄言詩,陶淵明做的卻是什么歸隱詩、田園詩,大家的目光自然不在他這里。但沒辦法,詩人都是充滿了個性的人,若讓他順從潮流,他的個性便會被淹沒了。但總還有個把知音,如鐘嶸,他推崇陶淵明,認為陶淵明是“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這個評價就很高了。比起那位顏延年,鐘嶸的評價又向今天對陶淵明的認識更進了一步。但陶詩在鐘嶸的《詩品》中也只不過列在中品,地位還并不是很高。

到了唐代就不一樣了。唐代是文藝大繁榮、大發展時期,是一個包容性極強的時代,陶淵明的詩開始受到大家的重視,逢有應酬唱和,他的詩是少不了的。連詩仙李白對陶淵明的詩都充滿了向往,他說:“何時到栗里,一見平生親”、“何日到彭澤,長敬陶令前”。但是王維、杜甫、李白等人對陶淵明的人生選擇也有不欣賞的一面,王維在《與魏居士書》中云:“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后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恤其后之累也。”李白《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云:“齷齪東籬下,淵明不足群。”杜甫也在《遣興五首》(其三)中表現了唯一一次貶低陶淵明的思想:“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盛唐人所理解的陶淵明,是曠達知足,怡情于酒,遺世獨立,怡然自得的典型形象。白居易的人生態度和陶淵明的很接近,因此他對陶淵明的人生觀很有認同感,不愛名利,只愛酒,灑灑脫脫,活個超然。

人們開始注意陶淵明詩歌的風格,并對其詩歌風格研究有重大突破的時期是在宋代。蘇軾在《與蘇轍書》中說“吾與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過也”。蘇軾把陶詩放在李白、杜甫之上,有失公允,但他用“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八個字,概括陶詩的藝術風格,還是非常準確的。朱熹也喜歡陶淵明的詩。詩魂恰似每個人的心靈,若你讀得懂它,說明這首詩與你的經歷、與你的感情、與你的痛、與你的愁、與你的價值觀有吻合之處。朱熹認為陶淵明的詩是真性情,是本相,不只平淡,還豪放。他尤其喜歡《詠荊軻》一篇,認為平淡的人怎能說出這首詩中那樣的言語。這個說法就有意思了,較前人的認識更加全面了。由于朱熹的地位從而奠定了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位高的人更有話語權嘛!何況朱熹說的話真是有道理。

清代詩人龔自珍對陶淵明很推崇,關于陶淵明的詩他有很獨到的見解:“陶潛酷似臥龍豪,萬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意思是說:陶淵明的詩,動如臥龍,靜如松菊,哪里只是平和,分明是“二分梁甫一分騷”。這個評價是入木三分的。他看出了陶淵明詩的平和,也看出了這平淡背后暗涌的春潮,厚實的土地下躁動著的是一顆建功立業的雄心大志,還有想要在更廣闊天空中飛翔的野心和苦悶,牢騷當然也有。自古文人都不是甘于只當一個文人的,詩不過是一塊敲門磚,陶淵明也想藉此推開仕途的大門。

“五四運動”以后,魯迅有篇文章,文章的標題是《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他在其中提到陶淵明,認為陶淵明生活的時代,是時代變遷之時,世事變化極大,但陶淵明好像沒有更多的慷慨激昂,詩一如既往地淡然平和,好像真的遺世了一樣,因此便有了“田園詩人”的美稱。其實,他并沒有將世事遺忘,只不過表達得比較自然而已,沒有那么激烈,因此不招人注意。文人是善用曲筆的,但總還是有蹤跡可尋的。魯迅的看法比較辯證,其實陶淵明不只淡然也很“憤憤不平”。哪一個人是平面的呢,何況一個詩人?哪一個詩人是平面的呢,更何況陶淵明?

為此朱光潛和魯迅還打過筆頭仗。在20世紀30年代,朱光潛撰文評說陶淵明,他眼中的陶淵明是個渾身靜穆的人,不像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總是一副憤憤不平的樣子。所以陶淵明偉大。魯迅不認同他的觀點。魯迅認為陶淵明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并非渾身肅穆,從而提出了著名的“金剛怒目”式的論斷,因其詩不僅僅有“悠然見南山”的靜穆一面,也有“猛志固常在”的“金剛怒目”式的另一面。可見,魯迅對陶淵明的認識更加辯證全面,也更明確、客觀。如今也已成為正確評價陶淵明的定論。

【第2句】：根源與表現

陶淵明“金剛怒目”式的詩歌,主要出現在他的詠懷詩、詠史詩中。在一些優美的田園詩中也有體現,只不過表現得比較隱晦曲折。究其根源,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黑暗社會的反抗

陶淵明出生于東晉一個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作為東晉元勛之后,雖不是世族,但也是名族,是介于庶族和世族之間的階層,對世族既仰羨也倨傲,對庶族又瞧不起。這是一個充滿了矛盾色彩的階層,從而在陶淵明心里埋下了消極和積極的兩顆種子,它們同時發芽,同時生長,在他的心里相互作用著。他的理想是什么呢?在他的詩作《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中有所表達,“望云慚高鳥,臨水愧游魚。”他的志向被壓抑著。他對能施展抱負的人是羨慕的,大丈夫橫刀立馬,封侯祭祖,才不枉來這人世一遭。可世事對于一個詩人來說總是那么復雜和不可掌控,能將手中的筆化作一柄長劍嗎?即便化作一柄長劍又有誰需要呢?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茍冥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恩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望云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這首詩寫于陶淵明四十歲時,往昔的生活經歷使他對官場的黑暗已經有了十分深切的了解,口腹自役,這與作者的本性又格格不入。行經曲阿,壯志難成時,他的內心充滿了矛盾和苦楚,才對田園生活產生了回歸的依戀。隱逸常屬于失意之人,躊躇滿志的時候哪個人還有功夫理什么田園情懷呢?無可奈何的味道在詩中悠悠環繞。這時候正值晉室內亂,遍地殺戮,為避禍陶淵明應征入伍,這顯然不是他最初的設想,只不過是避禍的需要而已,因此充滿了委屈和不甘。不甘又怎樣,政事如此,一人奈何?

(二)懷才不遇的遺憾

大丈夫是要“治國平天下”的。平凡人也幸福是現世人的理想。因為人忙忙碌碌的,其實一輩子也干不成什么大事,隨著年齡增長,以往的大抱負越來越被現實的需要遮蔽。但顯然,陶淵明沒有。他是受儒家思想熏陶長大的,他飽讀詩書,他有政治抱負,他壯懷激烈,他志在四海。但可惜的是現實與他的理想之間的差距太遙遠,他的一生都在出世與入世之間搖擺著、矛盾著,田園生活只是個借口而已,但不這樣又有那條路能走得更好呢?

在歸隱后,陶淵明雖然一直在歌詠田園生活的安逸美好,且呈現出了自然平淡的詩風。但是他并不甘心隱逸,壯志豪情一直存于其心中。既然這種矛盾在現實中無法調和,陶淵明便到主觀世界中尋找方法。所以在他的詩歌中不時流露出對現實的不滿及理想不得實現的焦慮與憤懣。他的.真性情開始在詩中漸漸浮現,不再曲筆,曲筆作甚?無論是他的詠懷詩、詠史詩,都表現出壯志難酬的憤懣。陶淵明要將自己的不屈的抗爭精神表露出來,無一處不流露出“金剛怒目”的豪放。在《讀山海經》這組詩中,陶淵明寫了很多神奇怪異的事情,而且主人公多是些冤屈、失敗的英雄。聯系陶淵明少懷濟世之志,最終因時事混亂而未能伸展的現實,那么在“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的嘆息中,人們讀到的就不僅僅是對神話人物的惋惜,更是陶淵明對自己深沉的身世之慨了。詩人已在不知不覺中表現了他的“潛在意識”,也就是魯迅先生說的,這是陶詩除溫文爾雅外的另一種“金剛怒目”式。因為在他的血管里,畢竟還流淌著晉國開國名臣的熱血,而時不我待的悲壯,在神話傳說與現實之中同樣存在。這也為詩人抒寫無法抒發的幽恨提供了一個最恰當的切入點,使我們看到了他性格中激烈的另一面。陶淵明是在借精衛、刑天表達自己內心的情感,他在告訴世人,其實自己跟精衛和刑天一樣燃著永不熄滅的抗爭精神。

再看他的《詠荊軻》:“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秦。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發指危冠,猛氣沖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身后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整首詩敘事簡潔,毫無矯揉造作之感,看似平淡的言語中飽含著滿腔的激憤。這就是陶淵明“金剛怒目”的另一面。人生最可貴的是知遇之恩,可惜的是陶淵明一生也未遇到,這就是一個人的際遇。陶淵明寫荊軻,不只是對他的俠義、英烈之舉表示贊嘆,更主要的是詠嘆其中的“知遇”之恩,士為知己者死,大丈夫留威名、創奇功、立偉業。千載以下,余情是什么呢?是渴求抱負得以施展的人的共同心聲。若“我”遇到這樣相知之人,為什么不能也有一番成就呢?那“我”的一生是否該是另一番樣子。可是人只活一世,真是白白地浪費了。唉,空有一番志向有什么用呢?還不是空對著悠然的南山,發一番無人能解的慨嘆,年華悠悠,所有的憑寄都是無奈之舉?

陶淵明金剛怒目

悼國也罷，嘆老也罷，傷感的情緒不會總是那么強烈。從次年(永初二年)春詩人所作《游斜川》一詩看，詩人雖然仍“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但已在“中觴縱遙情”中暫得“忘彼千載憂”，而恢復了“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的淡然心情。可就在這時，又一樁大事激起了詩人心中的波瀾，使他無法忘世隱居。這年九月，劉裕懷著“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狹隘而狠毒的心腸，今張以毒酒逼殺晉恭帝，張不忍，自飲毒酒而死，劉裕又下令士兵逾墻進藥，恭帝不肯飲，遂被殺死。當初三國歸晉后，司馬炎寬懷地安置了蜀帝劉禪和吳帝孫皓。晉恭帝在交出玉璽時心中是無所怨恨的，他對劉裕說：“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情辭入理而懇切。可劉裕全無晉武帝雅量，終于殺害了這個末代皇帝。詩人按捺不住憤怒的感情，相繼作了《詠二疏》、《詠三良》、《詠荊軻》諸詩，托古述懷。另有《述酒》、《蠟日》二詩，辭意隱晦，被認為是影刺劉裕暴政之作。

詠荊軻》是一篇金剛怒目式的作品，一改詩人平淡的風格。“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開門見山，迅速入題，雖無詩人其他詩篇中的婉轉從容之妙，卻更有胸膽開張、放聲吶喊之豪。“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發指危冠，猛氣沖長纓。”“提”字盡展俠士雄風，白馬在廣闊的原野上長嘯，更添慷慨之氣。雄、危、猛、沖一系列擲地有聲的字眼，如海潮激蕩心潮，如巖流推涌熱血。“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寫群英之悲、之哀、之寒，更顯出英雄之壯。“心知去不歸，且有后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義無反顧，氣吞山河。“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刺秦過程，僅僅四句，意盡言止，俠士風采，在“豪主正怔營”里已完全展現，留下的是千古遺憾，千古吟嘆。

《詠荊軻》詩中的豪放熱情，是詩人心中長期郁積的憤世情緒在易代失主后的強烈爆發。詩人一生失意，而又很難為自己歸因，偶有生不逢世之怨，更多是與世不合的自怨，詩中流露出來的多是哀婉無奈的情調，顯示出平淡的風格，但時代的混亂、黑暗畢竟是造成他才不得用、窮困潦倒的重要原因，他不能不時時對那些野心家乃至晉帝抱有深深的不滿和怨憤，不說只是因為說也沒用。而晉帝，作為無能的君主，詩人對他個人沒有好感，作為晉室的代表，詩人卻是懷有感情的，他對晉室寄托過希望，這與個人對生活的希望是一致的，所以失去君主，失去晉室也進一步摧毀了他的希望。他的'郁積情緒因此找到了一個爆發點，這才有如此激越的風格。詩人認識到他的落泊原因主要不在自身而在時代，非己違世而是世事違己，于是長期壓抑的不平之氣就強烈地噴發出來。永初三年(422年)，詩人五十八歲時所作的《感士不遇賦》，就是一篇流宕著激憤不平之氣的作品。詩人寫作《感士不遇賦》的起因如序言所說：“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余嘗以三馀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古人心跡觸動詩人情懷，詩人想到：淳樸真誠的世風消逝，虛偽卑下的惡習盛行，廉潔謙讓的節操在民間日趨淡漠，投機鉆營的邪心在官場日益縱恣。所以即使心懷正直、立志治世的人也不得不在年富力強的時候潛藏隱居，一些潔身自好、操行端正的人也只好徒自勞苦虛度一生，“夫屢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樸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門閭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于當年;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嘆，三閭發‘已矣’之哀”。無處可歸，只有發出“算了吧”的哀嘆，這是夷皓、屈原也是詩人的遭際與心情。古人郁積在心，而著文宣泄，“此一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逐感而賦之”。詩人也憤慨不平，不吐不快。他挫古今于筆端，激情飽滿地寫道：“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為名。或擊壤以自歡，或大濟于蒼生。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在理想的社會里有理想的人和理想的人生，人們或隱居自樂或大濟蒼生，都能順其自然，合乎本心而稱心如意。但是，理想的時代，理想的人生隨理想的人性消失而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人心險惡、充滿了虛偽嫉邪、是非顛倒的社會。“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望軒唐而永嘆，甘貧賤以辭榮。淳源汩以長分，美惡作以異途。原百行之攸貴，莫為善之所娛。奉上天之成命，師圣人之遺書。發忠孝于君親，生信義于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嗟乎!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世間人附和同黨而詆毀異己，別人勝過自己就惡言中傷;把深謀遠慮的人說成糊涂，把愛講直話的人稱作狂妄，這么一個黑白不分充滿紛爭的社會，像一張碩大的羅網，讓人們像魚和鳥那樣擔驚受怕，所以看透了這一切的人只好辭官棄世、隱居躬耕。

接下來詩人歷數古往今來有德有才之士不逢其時或是即使偶有機會但好景不長的悲哀遭際，從中看到了個人命運的某種必然性。“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獨祗修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無爰生之晤言，念張季之終蔽。愍馮叟于郎署，賴魏守以納計。雖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說。悼賈傅之秀朗，纖遠轡于促界。悲董相之淵致，屢乘危而幸濟。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恒輔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長饑，回早夭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槨，悲茹薇而殞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廣結發以從政，不愧賞于萬邑。屈雄志于戚豎，竟尺土之莫及!留誠信于身后，動眾人之悲泣。商盡規以拯弊，言始順而患入。奚良辰之易傾，胡害勝其乃急!”

詩人從歷代文人志士的遭際及個人的親身經歷中，認識到人心不古，信念崩潰，道德淪喪，人欲橫流是忠直賢良之士不能容世亦不能容于世、落泊潦倒的根本原因。雖然他不可能像政治家、歷史學家那樣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從經濟基礎和社會制度來闡述這一切的根由，但他站在了人生的高度和人性的高度揭示了人類社會在進入“大同”或“共產主義”的理想境界前，永遠存在的陰暗一面，揭示了人心中清除不盡的魔影，人際中填塞不平的潛流，人生中注定輪回的悲劇。“蒼昊遐緬，人弗無已，有感有昧，疇測其理。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脫袍之為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正。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于朝市。”以詩人率真任情的本性，他是不可能在人世間周旋自如、遂心得意的!只能堅守自己的本真，在自己構筑的詩意中度過余年，而堅決不用高價把自己賣給朝市。

《感士不遇賦》是詩人對自身、對歷代文人志士的不遇命運的全面反思，是他以前許多作品中不斷抒泄的種種感慨和認識的集中表現，因此才強烈而深刻，思想感情上達到了新的高度。既讓人感染其情緒而熱血沸騰，又讓人共鳴其認識而掩卷長思。

激憤不平、金剛怒目，是詩人這期間作品的顯著特征，令人耳目一新。這種風格，在看似閑淡的《讀山海經》十三首中，也有鮮明的體現。其第一首“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蒼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疏。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寫得心平氣和，一派溫馨安謐的田園意境，而到第九首《詠夸父》：“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竟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馀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后。”就顯出《詠荊軻》中“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的豪氣來。其十“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以雄壯的筆調謳歌了精衛填海的不屈不撓精神和刑天斷頭后仍“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的斗志。由此可見，陶淵明從不是他反復頌揚的伯夷、叔齊、長沮、桀溺、荷翁那樣的隱士，不是“渾身靜穆”。恬然自安是他極力平復內心不安的追求，反映到詩中的平淡風格只是海嘯過后的現象。所以魯迅先生在《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集》中說陶淵明的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又說：“陶潛正因為并非是渾身靜穆，所以他偉大。”

陶淵明與金剛怒目

引導語：最能反映陶淵明詩風中“金剛怒目”一面的作品是哪些?下文是一些相關的分析資料，歡迎大家閱讀了解。

“金剛怒目”是對陶淵明一部分詩歌作品的稱謂，形容陶淵明的詩歌風氣面目就像四大金剛一樣的勇猛無比，讓人產生敬畏之情。陶淵明詩歌中具有“金剛怒目”風格的是五言詩《詠荊軻》。

“金剛怒目”式詩歌是陶淵明的另一面，其風格與樸質的田園詩截然不同。“金剛怒目”式詩歌風格豪放不羈，充滿了反抗精神。《詠荊軻》就是如此。詩中描寫荊軻受燕國太子丹所托，進入秦國刺殺秦王的過程。

陶淵明“金剛怒目”式的《詠荊軻》生動的體現了荊軻的剛毅、果敢。荊軻明知秦國是個強盛的國家，就算刺殺成功秦王倒臺，還是會有另一個霸主出來統治天下，仍然會有戰爭和無止境的紛亂，這是一條不歸路。但為了兄弟義氣和天下太平，荊軻毅然前往。陶淵明這首《詠荊軻》的新意在于寫出了荊軻的“忠勇與愚智”，明明知道后果但也能勇敢的反抗、嘗試，最終鋌而走險丟失了性命。這是歷史的悲劇，也是歷史的警鐘。

陶淵明對當時昏暗的社會政治充滿憤慨之情，特意借助具有強烈斗爭和反抗精神的就是荊軻來表達心中的不滿和抗議。這首詩的寫作手法隱喻深藏，寫作的風格和情調都與其他詩歌反差較大。但是始終仍然保持了陶淵明托人物言志、簡單干練、理趣合一的特點，豪放之中隱現憤慨反抗之心，具有“金剛怒目”的霸氣。

陶淵明是什么派詩人

陶淵明是田園派詩人，是我國文學歷史上第一位田園詩人。陶淵明向往追求隱居的田園生活，任職期間著作了許多發表心聲、想過安逸生活的詩詞，辭官歸家后更是創作了大量的田園詩歌。今有《陶淵明集》。

陶淵明留世的作品一共有125首詩歌，散文辭賦12篇，全部編入《陶淵明集》中。《陶淵明集》一共有七卷，第一卷是四言詩：《停云》、《榮木》、《勸農》等;以此類推，卷二是五言詩：《形影神(并序)》、《歸園田居五首》、《于王撫軍座送客》等;卷三五首詩：《還舊居》、《止酒》、《有會而作》;卷四五言詩：《擬古九首》、《擬挽歌辭三首》;卷五賦辭：《閑情賦》、《歸去來兮辭》;卷六記傳贊述：《桃花源記》、《扇上畫贊》及卷七疏祭文：《自祭文》、《祭程氏妹文》。

作品類型分為四大類：飲酒詩、詠懷詩、田園詩和散文辭賦。其中田園詩是主要組成部分，其數量多，成就也是最高，對后世影響深遠。

陶淵明是田園詩的創始人。他以質樸的語言、深遠的意境打破了南北朝時期駢文獨霸文學的格局，開辟了新的文學格局。田園詩中對田園風光的描寫隨處可見，大量的田園詩歌也表明了陶淵明純潔質樸的品德節操;表現了陶淵明對舒適安逸的田園隱居生活的向往及熾愛;表現了詩人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對理想社會的追求和憧憬。

陶淵明與酒

古代，酒是文人雅士的心頭之愛，陶淵明作為詩人自然也不例外。陶淵明與酒有著莫大的聯系，“詩酒人生”就是他一生最切合的寫照。他創作的《飲酒十五篇》就是在他酒意人生時涌現的。

用現代的眼光來看，東晉時期的陶淵明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嗜酒狂徒。《五柳先生傳》中就有提到自身對酒的是難以抗拒的：“性嗜酒……吝情去留”。五柳先生對酒的癡迷已經達到無人能及的地步，盡管家境貧寒不能常喝到酒，但親朋好友都知道他的習性，時常邀請他去飲酒，他也何樂而不為。

陶淵明嗜酒的程度已經到了一種癲狂的狀態。在他任職彭澤令時，朝廷有分配一百畝的田地給他。陶淵明原本打算全部用來種植釀酒的高粱，在妻子翟氏的懇求下，才勉為其難的將田地分割為二，一部分種植莊稼糧食，另一部分用來種植釀酒的高粱。糧食是人們填報肚子的食物，可對于陶淵明來說，只有酒才是他的食物。這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嗜酒狂徒，卻偏偏只為酒而折腰。

嗜酒如命的陶淵明，詩里行間也透露著淡淡的酒香。《飲酒》十五首就是他酒意人生的代表作。辭官歸隱田園生活的陶淵明，在勞作之余，會悠閑地靠在菊花叢邊小飲小酌，抬頭看風景頷首品味人生，好不愜意。飲酒飲到忘我之際，靈感來襲，洋洋灑灑寫下了《飲酒》詩詞。陶淵明用醉眼看世界，用心體會人生，他與酒的緣分實在奇妙。

陶淵明被貶

在陶淵明任職期間，做過許多大大小小的官職，因為人正直接受不了官場上的黑暗，屢次被貶辭官歸家。陶淵明最后一次擔任官職彭澤縣令時，不滿督郵劉云的貪賄收污之風，最終被貶回家中，不再出仕。

陶淵明為人正直有氣節，受外祖父的影響，自小有著救濟蒼生的宏偉之志。從二十歲開始，陶淵明就開始了他的宦官生涯，走向救濟蒼生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陶淵明擔任過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和彭澤縣令等官職，為了生活計謀更是擔任過許多小官小職。這條道路且長且踞，挫折一路不斷，功名成就終能成否?

陶淵明對灰暗的官場失望之極，不堪重任屢次被貶歸家。直至義熙元年，在朋友的勸說下，陶淵明最后一次回歸仕途。在職三個月期間，正巧正巧碰到潯陽郡派遣督郵到陶淵明任職的地方檢察公務。派遣的督郵劉云是個十分兇神惡煞之人，其貪婪可惡之名方圓百里內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美曰其名是檢察公務，實際上是過來接受陶淵明的賄賂。如果不賄賂他，他就栽贓陷害。陶淵明看不慣此作風，在迎接督郵劉云時沒有奉承賄賂，守著“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氣節毅然離去。劉云為此懷恨在心，就栽贓陷害陶淵明，陶淵明因此被貶。

陶淵明雖然被冤枉，但他并不在意，他最失望的莫過于心死了。陶淵明被貶之后，他才明白原來自己的追求抱負不過是一場空，還不如歸隱田園生活過得瀟灑自在。

陶淵明后代

陶淵明的后代有一部分現居住在南京祿口機場附近的祿口鎮昝(zuǒ)巷，一部分留在江寧祿口昝巷及江寧區陶吳鎮。現生活在南京的中國古琴協會常理事陶藝也是陶淵明的后代，他們是在南宋年間遷移到南京來的。

據《陶家族譜》記載，居住在江寧祿口昝巷的陶淵明后代，因子嗣繁衍旺盛被分為東西兩支，每支各有自己族系的輩分。而居住在南京的陶淵明后代，是在南宋年間為了躲避戰亂從江寧祿口遷移出來的，發展到現在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了。

遷移到南京的陶氏一族，在南京以發展棉業為生，生意做得非常紅火。陶藝的的曾祖母出自當時的名門家族，為他們在南京發展及創業給予了很大的幫助。南京城南華露崗是陶淵明后代生活的地方，那里保留了很多他們生活的足跡。

為了尋找補全陶淵明家族族譜《陶氏族譜》，陶藝多次走訪老家江寧祿口。黃天不負苦心人，經過了多年的努力，終于在宗親陶金象那找到了《陶氏族譜》。這本家譜是在清代時重新修訂過的，雖然只剩幾張殘卷，但細細看來也可知陶藝這支陶氏后代遷移的大略詳情。他們先遷移到江西，再到安徽，輾轉了幾處地方之后，才真正的在南京江寧縣居住下來。

殘卷之中除了記載陶氏后代的分散情況，還記載著《淵明公誄言》、《祠堂碑記》及《重修河定橋記》等內容。

　　《陶淵明傳》金剛怒目

悼國也罷，嘆老也罷，傷感的情緒不會總是那么強烈。從次年(永初二年)春詩人所作《游斜川》一詩看，詩人雖然仍“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但已在“中觴縱遙情”中暫得“忘彼千載憂”，而恢復了“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的淡然心情。可就在這時，又一樁大事激起了詩人心中的波瀾，使他無法忘世隱居。這年九月，劉裕懷著“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狹隘而狠毒的心腸，今張以毒酒逼殺晉恭帝，張不忍，自飲毒酒而死，劉裕又下令士兵逾墻進藥，恭帝不肯飲，遂被殺死。當初三國歸晉后，司馬炎寬懷地安置了蜀帝劉禪和吳帝孫皓。晉恭帝在交出玉璽時心中是無所怨恨的，他對劉裕說：“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情辭入理而懇切。可劉裕全無晉武帝雅量，終于殺害了這個末代皇帝。詩人按捺不住憤怒的感情，相繼作了《詠二疏》、《詠三良》、《詠荊軻》諸詩，托古述懷。另有《述酒》、《蠟日》二詩，辭意隱晦，被認為是影刺劉裕暴政之作。

詠荊軻》是一篇金剛怒目式的作品，一改詩人平淡的風格。“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開門見山，迅速入題，雖無詩人其他詩篇中的婉轉從容之妙，卻更有胸膽開張、放聲吶喊之豪。“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發指危冠，猛氣沖長纓。”“提”字盡展俠士雄風，白馬在廣闊的原野上長嘯，更添慷慨之氣。雄、危、猛、沖一系列擲地有聲的字眼，如海潮激蕩心潮，如巖流推涌熱血。“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寫群英之悲、之哀、之寒，更顯出英雄之壯。“心知去不歸，且有后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義無反顧，氣吞山河。“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刺秦過程，僅僅四句，意盡言止，俠士風采，在“豪主正怔營”里已完全展現，留下的是千古遺憾，千古吟嘆。

《詠荊軻》詩中的豪放熱情，是詩人心中長期郁積的憤世情緒在易代失主后的強烈爆發。詩人一生失意，而又很難為自己歸因，偶有生不逢世之怨，更多是與世不合的自怨，詩中流露出來的多是哀婉無奈的情調，顯示出平淡的風格，但時代的混亂、黑暗畢竟是造成他才不得用、窮困潦倒的重要原因，他不能不時時對那些野心家乃至晉帝抱有深深的不滿和怨憤，不說只是因為說也沒用。而晉帝，作為無能的君主，詩人對他個人沒有好感，作為晉室的代表，詩人卻是懷有感情的，他對晉室寄托過希望，這與個人對生活的希望是一致的，所以失去君主，失去晉室也進一步摧毀了他的希望。他的郁積情緒因此找到了一個爆發點，這才有如此激越的風格。詩人認識到他的落泊原因主要不在自身而在時代，非己違世而是世事違己，于是長期壓抑的不平之氣就強烈地噴發出來。永初三年(422年)，詩人五十八歲時所作的《感士不遇賦》，就是一篇流宕著激憤不平之氣的作品。詩人寫作《感士不遇賦》的起因如序言所說：“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余嘗以三馀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古人心跡觸動詩人情懷，詩人想到：淳樸真誠的世風消逝，虛偽卑下的惡習盛行，廉潔謙讓的節操在民間日趨淡漠，投機鉆營的邪心在官場日益縱恣。

所以即使心懷正直、立志治世的人也不得不在年富力強的`時候潛藏隱居，一些潔身自好、操行端正的人也只好徒自勞苦虛度一生，“夫屢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樸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門閭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于當年;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嘆，三閭發‘已矣’之哀”。無處可歸，只有發出“算了吧”的哀嘆，這是夷皓、屈原也是詩人的遭際與心情。古人郁積在心，而著文宣泄，“此一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逐感而賦之”。詩人也憤慨不平，不吐不快。他挫古今于筆端，激情飽滿地寫道：“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為名。或擊壤以自歡，或大濟于蒼生。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在理想的社會里有理想的人和理想的人生，人們或隱居自樂或大濟蒼生，都能順其自然，合乎本心而稱心如意。但是，理想的時代，理想的人生隨理想的人性消失而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人心險惡、充滿了虛偽嫉邪、是非顛倒的社會。“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望軒唐而永嘆，甘貧賤以辭榮。淳源汩以長分，美惡作以異途。原百行之攸貴，莫為善之所娛。奉上天之成命，師圣人之遺書。發忠孝于君親，生信義于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嗟乎!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世間人附和同黨而詆毀異己，別人勝過自己就惡言中傷;把深謀遠慮的人說成糊涂，把愛講直話的人稱作狂妄，這么一個黑白不分充滿紛爭的社會，像一張碩大的羅網，讓人們像魚和鳥那樣擔驚受怕，所以看透了這一切的人只好辭官棄世、隱居躬耕。

接下來詩人歷數古往今來有德有才之士不逢其時或是即使偶有機會但好景不長的悲哀遭際，從中看到了個人命運的某種必然性。“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獨祗修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無爰生之晤言，念張季之終蔽。愍馮叟于郎署，賴魏守以納計。雖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說。悼賈傅之秀朗，纖遠轡于促界。悲董相之淵致，屢乘危而幸濟。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恒輔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長饑，回早夭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槨，悲茹薇而殞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廣結發以從政，不愧賞于萬邑。屈雄志于戚豎，竟尺土之莫及!留誠信于身后，動眾人之悲泣。商盡規以拯弊，言始順而患入。奚良辰之易傾，胡害勝其乃急!”

詩人從歷代文人志士的遭際及個人的親身經歷中，認識到人心不古，信念崩潰，道德淪喪，人欲橫流是忠直賢良之士不能容世亦不能容于世、落泊潦倒的根本原因。雖然他不可能像政治家、歷史學家那樣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從經濟基礎和社會制度來闡述這一切的根由，但他站在了人生的高度和人性的高度揭示了人類社會在進入“大同”或“共產主義”的理想境界前，永遠存在的陰暗一面，揭示了人心中清除不盡的魔影，人際中填塞不平的潛流，人生中注定輪回的悲劇。“蒼昊遐緬，人弗無已，有感有昧，疇測其理。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脫袍之為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正。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于朝市。”以詩人率真任情的本性，他是不可能在人世間周旋自如、遂心得意的!只能堅守自己的本真，在自己構筑的詩意中度過余年，而堅決不用高價把自己賣給朝市。

《感士不遇賦》是詩人對自身、對歷代文人志士的不遇命運的全面反思，是他以前許多作品中不斷抒泄的種種感慨和認識的集中表現，因此才強烈而深刻，思想感情上達到了新的高度。既讓人感染其情緒而熱血沸騰，又讓人共鳴其認識而掩卷長思。

激憤不平、金剛怒目，是詩人這期間作品的顯著特征，令人耳目一新。這種風格，在看似閑淡的《讀山海經》十三首中，也有鮮明的體現。其第一首“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蒼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疏。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寫得心平氣和，一派溫馨安謐的田園意境，而到第九首《詠夸父》：“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竟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馀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后。”就顯出《詠荊軻》中“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的豪氣來。其十“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以雄壯的筆調謳歌了精衛填海的不屈不撓精神和刑天斷頭后仍“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的斗志。由此可見，陶淵明從不是他反復頌揚的伯夷、叔齊、長沮、桀溺、荷翁那樣的隱士，不是“渾身靜穆”。恬然自安是他極力平復內心不安的追求，反映到詩中的平淡風格只是海嘯過后的現象。所以魯迅先生在《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集》中說陶淵明的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又說：“陶潛正因為并非是渾身靜穆，所以他偉大。”

陶淵明金剛怒目

悼國也罷，嘆老也罷，傷感的情緒不會總是那么強烈。從次年(永初二年)春詩人所作《游斜川》一詩看，詩人雖然仍“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但已在“中觴縱遙情”中暫得“忘彼千載憂”，而恢復了“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的淡然心情。可就在這時，又一樁大事激起了詩人心中的波瀾，使他無法忘世隱居。這年九月，劉裕懷著“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狹隘而狠毒的心腸，今張以毒酒逼殺晉恭帝，張不忍，自飲毒酒而死，劉裕又下令士兵逾墻進藥，恭帝不肯飲，遂被殺死。當初三國歸晉后，司馬炎寬懷地安置了蜀帝劉禪和吳帝孫皓。晉恭帝在交出玉璽時心中是無所怨恨的，他對劉裕說：“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情辭入理而懇切。可劉裕全無晉武帝雅量，終于殺害了這個末代皇帝。詩人按捺不住憤怒的感情，相繼作了《詠二疏》、《詠三良》、《詠荊軻》諸詩，托古述懷。另有《述酒》、《蠟日》二詩，辭意隱晦，被認為是影刺劉裕暴政之作。

《詠荊軻》是一篇金剛怒目式的作品，一改詩人平淡的風格。“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開門見山，迅速入題，雖無詩人其他詩篇中的婉轉從容之妙，卻更有胸膽開張、放聲吶喊之豪。“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發指危冠，猛氣沖長纓。”“提”字盡展俠士雄風，白馬在廣闊的原野上長嘯，更添慷慨之氣。雄、危、猛、沖一系列擲地有聲的字眼，如海潮激蕩心潮，如巖流推涌熱血。“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寫群英之悲、之哀、之寒，更顯出英雄之壯。“心知去不歸，且有后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義無反顧，氣吞山河。“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刺秦過程，僅僅四句，意盡言止，俠士風采，在“豪主正怔營”里已完全展現，留下的是千古遺憾，千古吟嘆。

《詠荊軻》詩中的豪放熱情，是詩人心中長期郁積的憤世情緒在易代失主后的強烈爆發。詩人一生失意，而又很難為自己歸因，偶有生不逢世之怨，更多是與世不合的自怨，詩中流露出來的多是哀婉無奈的情調，顯示出平淡的風格，但時代的混亂、黑暗畢竟是造成他才不得用、窮困潦倒的重要原因，他不能不時時對那些野心家乃至晉帝抱有深深的不滿和怨憤，不說只是因為說也沒用。而晉帝，作為無能的君主，詩人對他個人沒有好感，作為晉室的代表，詩人卻是懷有感情的，他對晉室寄托過希望，這與個人對生活的希望是一致的，所以失去君主，失去晉室也進一步摧毀了他的希望。他的郁積情緒因此找到了一個爆發點，這才有如此激越的風格。詩人認識到他的落泊原因主要不在自身而在時代，非己違世而是世事違己，于是長期壓抑的不平之氣就強烈地噴發出來。永初三年(422年)，詩人五十八歲時所作的《感士不遇賦》，就是一篇流宕著激憤不平之氣的作品。詩人寫作《感士不遇賦》的起因如序言所說：“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余嘗以三馀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古人心跡觸動詩人情懷，詩人想到：淳樸真誠的世風消逝，虛偽卑下的惡習盛行，廉潔謙讓的節操在民間日趨淡漠，投機鉆營的邪心在官場日益縱恣。所以即使心懷正直、立志治世的人也不得不在年富力強的時候潛藏隱居，一些潔身自好、操行端正的人也只好徒自勞苦虛度一生，“夫屢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樸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門閭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于當年;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嘆，三閭發‘已矣’之哀”。無處可歸，只有發出“算了吧”的哀嘆，這是夷皓、屈原也是詩人的遭際與心情。古人郁積在心，而著文宣泄，“此一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逐感而賦之”。詩人也憤慨不平，不吐不快。他挫古今于筆端，激情飽滿地寫道：“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為名。或擊壤以自歡，或大濟于蒼生。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在理想的社會里有理想的人和理想的人生，人們或隱居自樂或大濟蒼生，都能順其自然，合乎本心而稱心如意。但是，理想的時代，理想的人生隨理想的人性消失而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人心險惡、充滿了虛偽嫉邪、是非顛倒的社會。“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望軒唐而永嘆，甘貧賤以辭榮。淳源汩以長分，美惡作以異途。原百行之攸貴，莫為善之所娛。奉上天之成命，師圣人之遺書。發忠孝于君親，生信義于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嗟乎!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世間人附和同黨而詆毀異己，別人勝過自己就惡言中傷;把深謀遠慮的人說成糊涂，把愛講直話的人稱作狂妄，這么一個黑白不分充滿紛爭的社會，像一張碩大的羅網，讓人們像魚和鳥那樣擔驚受怕，所以看透了這一切的人只好辭官棄世、隱居躬耕。

接下來詩人歷數古往今來有德有才之士不逢其時或是即使偶有機會但好景不長的悲哀遭際，從中看到了個人命運的某種必然性。“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獨祗修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無爰生之晤言，念張季之終蔽。愍馮叟于郎署，賴魏守以納計。雖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說。悼賈傅之秀朗，纖遠轡于促界。悲董相之淵致，屢乘危而幸濟。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恒輔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長饑，回早夭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槨，悲茹薇而殞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廣結發以從政，不愧賞于萬邑。屈雄志于戚豎，竟尺土之莫及!留誠信于身后，動眾人之悲泣。商盡規以拯弊，言始順而患入。奚良辰之易傾，胡害勝其乃急!”

詩人從歷代文人志士的遭際及個人的親身經歷中，認識到人心不古，信念崩潰，道德淪喪，人欲橫流是忠直賢良之士不能容世亦不能容于世、落泊潦倒的根本原因。雖然他不可能像政治家、歷史學家那樣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從經濟基礎和社會制度來闡述這一切的根由，但他站在了人生的高度和人性的高度揭示了人類社會在進入“大同”或“共產主義”的理想境界前，永遠存在的陰暗一面，揭示了人心中清除不盡的魔影，人際中填塞不平的潛流，人生中注定輪回的悲劇。“蒼昊遐緬，人弗無已，有感有昧，疇測其理。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脫袍之為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正。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于朝市。”以詩人率真任情的本性，他是不可能在人世間周旋自如、遂心得意的!只能堅守自己的本真，在自己構筑的詩意中度過余年，而堅決不用高價把自己賣給朝市。

《感士不遇賦》是詩人對自身、對歷代文人志士的'不遇命運的全面反思，是他以前許多作品中不斷抒泄的種種感慨和認識的集中表現，因此才強烈而深刻，思想感情上達到了新的高度。既讓人感染其情緒而熱血沸騰，又讓人共鳴其認識而掩卷長思。

激憤不平、金剛怒目，是詩人這期間作品的顯著特征，令人耳目一新。這種風格，在看似閑淡的《讀山海經》十三首中，也有鮮明的體現。其第一首“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蒼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疏。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寫得心平氣和，一派溫馨安謐的田園意境，而到第九首《詠夸父》：“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竟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馀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后。”就顯出《詠荊軻》中“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的豪氣來。其十“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以雄壯的筆調謳歌了精衛填海的不屈不撓精神和刑天斷頭后仍“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的斗志。由此可見，陶淵明從不是他反復頌揚的伯夷、叔齊、長沮、桀溺、荷翁那樣的隱士，不是“渾身靜穆”。恬然自安是他極力平復內心不安的追求，反映到詩中的平淡風格只是海嘯過后的現象。所以魯迅先生在《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集》中說陶淵明的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又說：“陶潛正因為并非是渾身靜穆，所以他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