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前幾天剛見了蒯大富，跟我說，受不了了，這哥們兒，飯桌上一開口就是兄弟我當年被毛主席接見的時候

其實，這也很正常，有多少人能夠走出人生巔峰的記憶呢?人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一堆碳水化合物，除了身上披的阿瑪尼，腳下踩的LV，身上噴的香奈兒，坐進一輛奔馳600，一個人能凸現自己屬于一個占據更多資源群體的標志，就是他擁有的記憶。記憶最能標明一個人屬于什么圈子。

做不經意狀流露出你讓人艷羨的記憶，比任何奢侈品更能讓人在你身邊感受到可望而不可及的絕望，所以錢鐘書筆下的妙人總愛說兄弟我在英國的時候

不過，這股潮流眼下有了新現象。比如北大一位我很尊敬的著名教授，在各種場合作報告，像開憶苦思甜會，從來不提兄弟我在英國的時候，開口總要從兄弟我當年在陜西農村種地的時候說起。這也不是一個孤例，我視野中成了腕兒的經濟學家，莫不如此，要么是兄弟我當年在生產隊當會計的時候，要么是兄弟我當年在廠里當學徒的時候。最絕的是周其仁，絕少談出國經歷，愛說兄弟我在完達山打獵的時候。據說他每說到此，在座的女生都顯露出無比崇拜的神情。

難道這些裘馬輕肥的經濟學家，真的覺得當年自己種地、當學徒、打獵的時光，是他們巔峰時期的經歷、最幸福的時光?中國有7億農民，教授才有多少啊?不能簡單地這么說。

記得上個世紀末，社會風氣不是這樣。那時候站在講臺上的，一開口都得是兄弟我在牛津的時候、兄弟我在芝加哥的時候，不然根本鎮不住場子。為什么這些年氣氛發生了這么大的變化?

布迪厄對于文化資本的分析，給我很大啟發。他有本書，叫《區隔：趣味判斷的社會批判》，其中講到各個社會階層如何依靠自己對不同文化符號的熟稔，來標志自己的地位，并和其他階層區隔開。

當年改革開放開始不久，見個金發碧眼的都非常稀罕，任何海歸，哪怕是西太平洋大學的博士，都沾了西方世界文化資本的光。誰有西方背景，誰就能把自己和絕大多數人區隔開來。我聽過不少大學里的年輕講師抱怨，說自己沒有趕上好時代，擱十年前，哪怕是在國外的二流大學讀個碩士回來，也能很輕松地被當做人才引進，當個教授。現在，教授的位置都占滿了，標準就高了，非得是歐美名牌大學的博士，還得從助教講師開始，一年年地苦熬。這些年輕人來自城市，中上收入的家庭，受過很好的教育，一邊上大學一邊讀新東方，大學一畢業就去國外讀研究生，這幾年回國求職了。

現在海歸這個詞就讓我想起巴西龜。記得我小時候，巴西龜剛引入中國，很稀罕。在花鳥市場上，一只巴西龜的價格幾乎跟一只畫眉相當。十年以后，巴西龜就論斤賣了。

現在，隨便一所重點大學里都擠滿了等待職稱上升的海歸，每一個學歷背景都挺不錯。學術體系也像一個權力場，就像那個寓言里的猴子，朝下看都是笑臉，朝上看都是屁股。今天中國大學里排在最頂端的學者，最有效地和其他野心勃勃的尾隨者區隔開來的方法，就是擁有一套讓其無法模仿的話語體系。在這幫海歸面前，顯擺兄弟我在英國、美國的時候就不管用了。這些新一代海歸上過新東方，在國外談過戀愛，參加過俱樂部，個個英文都比在國外端盤子攢回國三大件的老一代海歸溜。

于是，在這些新海歸面前，文化符號的游戲規則就變了。只有開口就是兄弟我種地的時候，如何如何，這才是院長、主任級別的范兒，才能讓他們望塵莫及，甘拜下風。念過哈佛又如何，你下過鄉么?不服不行，大哥就是大哥。

這并不是指在教授中有這種現象。所謂社會科學，就是你要認識到社會是有客觀規律的，人就像小白鼠一樣，在規律中活著。有個著名的段子，陳丹青聽劉索拉強調王朔是大院的孩子，而說起她自己卻是胡同里長大的，就覺得有些聽不明白：按說胡同里長大的，多數是城市貧民，可劉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陳丹青后來才明白，劉索拉所謂的胡同是史家胡同小學的胡同，比王朔所住的容納了幾百戶軍屬的大院兒高級多了。這應該是一樣的道理。

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得太復雜了，不過我確實相信，勢利不是一個貶義詞，只有理解了什么是勢利，才能理解什么是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