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6年開始,我國連續5年選聘優秀大學畢業生充實到農村和社區任職,共有20余萬名大學生“村官”投身于新農村建設，而大學生“村官”任職期滿后的出路問題,已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重點——

又有一屆大學生村官即將期滿，他們中的大多數回到了3年前到處找工作的境況。求職簡歷中雖然多了擔任村官的經歷，但是它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轉換為城市中所需的職業經驗，卻不得而知。

與3年前相比，他們的迷茫并無減少。如果不是回到城里找工作，很多大學生村官已經習慣了在村里打雜的安靜生活，清閑的工作、面朝泥土背朝天的單調環境，讓他們早已忘掉了屬于城市的壓力。3年大限到來，他們重新清醒過來。

挫折和迷茫

王波是2008屆的大學生村官，今年4月底，他開始在招聘網站上投簡歷，5月份便幸運地找到了工作，擔任北京一家大型餐飲公司的總經理助理。不過，他覺得這是自身素質和實力應得的回報，與村官的經歷無關。他直言，在農村的3年，對擇業毫無幫助。

與王波一樣面臨期滿的大學生村官今年有6萬多人，他們的出路不外乎那么幾條：在農村創業、另找工作、考公務員或者續聘繼續當村官，而后兩條路的空間顯然只是提供給少數人。當年尋找出路的困惑，現在又一次擺在他們面前。

全國大學生村官的廣泛試驗是從2006年開始的，根據中組部的數字，目前在崗大學生村官已經達到20余萬名。這無疑成為了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到農村去的目的千差萬別，或是鍍金，或是鍛煉，或是暫時逃避就業壓力，而從農村出來之后走向何方，是他們要共同面對的問題。

在找工作之前，王波已經對將要面對的現實做好了心理準備。去年7月份，他所在的北京大興區禮賢鎮為期滿的村官辦了一次歡送會，一名女村官竟然在會上放聲大哭，說村官3年幾乎毀掉了前途。被拒絕無數次后，終于有公司肯招聘她，進去之后，公司的管理層卻告訴她，“我只是可憐你們，公司根本就不需要村官。”聽到這番訴苦，王波心里很不是滋味。“農村3年，我們在專業上和應屆生相比完全沒有優勢。”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胡躍高認為，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對大學生村官的吸納能力畢竟是有限的，公務人員趨于飽和，吸納比重將會逐漸下降。這對將村官作為跳板，意在考公務員的一部分人來說，無疑是讓人感到沮喪的消息。

其實，從離開大學進入農村的那一天開始，挫折就隨之而來。

2008年，王波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他的專業是藝術設計。在大學就擔任學生干部的他覺得去農村發展會更有作為，于是選擇了做村官。“我那時懷著一腔熱情，覺得當村官就是蹲得低點，但可以跳得更高。”王波說。不過，農村的實際面貌還是讓他略有失望：北京的農村和城里相差太大、整個禮賢鎮最高的建筑不過是4層的鎮政府大樓。而真正讓他感到失落的是提出關于村子的發展意見后村干部們的反應。

到禮賢鎮孫家營村擔任村主任助理的第二天，王波就被分配去值班巡邏，協助村里的安保工作。當時，北京奧運會開幕在即，周邊農村正加強管理。王波被分到了書記的一組，時間一長，他覺得跟書記已經很熟了，可以談談自己的想法。有一天，正好沒有別的村干部在場，王波就提出了發展村里產業的建議——先做一個網站，將農產品的信息放到上面，拓展銷路；等點擊率提高之后，就可以借此招商引資。書記卻否定了這個提議，這讓他備感打擊。“村里當時欠著100多萬元外債，只有搞發展才可能還清，而書記覺得，只要在他的任內債務不增加就可以了。村里背著重債，根本沒有可能飛起來。”

曾在北京市昌平區南口鎮龍虎臺村當村官的付義華也有類似經歷。2006年，他從北京化工大學畢業后選擇去當村官。付義華毫不掩飾他當初的目的就是為了北京戶口。“去之前我就想，要帶領農民致富，要讓當地人永遠記住我的名字，農村那么大點地方，來個翻天覆地的變化還不容易嗎？”付義華說。不過，他的勃勃雄心很快遭遇了現實的冷卻。

“開會的時候，村里領導熱情地說，你是大學生，好好給我們村設計設計啊。”付義華說，當時他感覺受到了鼓勵，花了兩三個月時間開始在村里展開調查研究，據此寫出了一份發展規劃，交給了書記。“書記看了之后說寫得好寫得好，后來也就石沉大海了。”付義華這才覺得，鼓勵提意見不過是客套話。

一邊是并不樂觀的出路，一邊是夢想遭遇現實的挫折，上個世紀“農村天地、大有作為”的動員雖然仍極富感召力，而現實卻比口號復雜得多。

“村官”之路一波三折

李旭立，2008年被選聘為西安市新城區胡家廟街道金花社區主任助理，現任金花社區副主任。

見到李旭立時，他正在整理一個報表，“2008年，我被分配到社區工作，報到那天，社區簡陋的辦公條件還是讓我有些失望。”雖然做足了思想準備，但在這里，李旭立沒有固定的辦公桌，平時輪流與同事們用一個辦公桌。

社區工作是繁雜而細致的，李旭立負責勞動保障、計劃生育、普法宣傳……而他平時更多的是在整理資料。“2009年我沒有休過一天假。我的工作是每天去轄區內的幾個工地看看，制作報表，準備材料，收集信息等，每天都往來于單位、工地和區政府之間，幾乎成了聯絡員。”李旭立說，這與他當初的想象差距很大，曾有段時間，他的血壓一直偏高。

2010年，李旭立被借調到了胡家廟街道辦工作，在此期間，雖然工作很努力，他仍然覺得現實與自己的理想有很大差距，“晚上回到自己與人合租的房子，有時候上上網，與同學溝通只會讓我的失落感越發強烈，想出去創業吧，沒有好的思路。”

“畢業3年，很多同學都結了婚買了房子，我到現在依然什么都沒有，眼下，我或許會找家企業上班，或許會自己創業，至于3年的村官經歷，積累了社會經驗。”李旭立表示。

理想與現實間的尷尬

回顧3年經歷，大學生村官大多認為，村官這個身份給他們帶來了很多尷尬。“其實很多村官都遭遇過身份的尷尬，就拿創業貸款來說，有的大學生村官戶口不是農村戶口，因此不能享受到優惠。回到城里貸款，銀行往往因為他們所申請的項目涉農而建議去當地貸款。”大學生村官李元倉說，“我們只是村官助理，協助日常工作，并沒有管理村務的權力。”村官小張說，有很多好的建議和想法，都只能作為參考意見在會上說一說，很打擊大家參與村務管理的積極性。長期下去，很多人就真的成了“擺設”。3年任期，很多人甚至沒來得及總結這3年的收獲與付出，就匆忙踏上了結婚、生子，尋找穩定工作的路途。

大學生村官中，女村官占50％以上。而女大學生村官所承受的壓力更大一些，面對記者的采訪，她們顧慮也不少，例如接受采訪會不會影響她們以后的去向等。“我馬上就要續簽合同了，3年的村官經歷，肯定酸甜苦辣都有，說出來會不會影響我的前途？”

空間有限難施展

3年的村官經歷，總會有一些收獲。付義華的收獲就是：“要想在農村有所施展，首先要跟村里的領導成為兄弟，讓他能夠信任我、欣賞我。吃飯的時候，就要多敬領導幾杯酒，跟書記的關系比建議本身重要得多，在農村，干任何事情都離不開‘領導’兩個字。”在提出的規劃并沒有像他自己設想的那樣受到重視后，付義華開始學著放低姿態，融入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