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日
我們到的時候，那些插到你身體里的管子和放在你身邊的儀器都已經撤掉了。僅留你左邊鼻孔拉出的一條管子與一只兩公升的氧氣瓶聯結。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你以前最愛講的一個冷笑話：聽到救護車的鳴笛，要分辨一下啊，有一種是“有醫……有醫……”那就要趕快讓路；如果是“無醫……無醫……”那就不用讓了。每當那時，一干親戚朋友被你逗得哈哈大笑，只有我敢挑戰你的權威：“如果是無醫，干嗎還要坐救護車?”“要送回家啊!哪有人老了不回自己家的?”你說。所以，在你還能感知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與你一起坐上救護車回家。
救護車發出“無醫……無醫……”的聲音。我忍不住要把我那時候看到的情景告訴你，就像我們以前促膝談心一樣：男護士正幫你按著氧氣，以維持你的偽呼吸；相對于前面6天你受的各種復雜的治療，這一最后的步驟，可能顯得簡單了許多，這叫做人的最后一口氣。
半夜，前來吊唁的親友紛紛離去。你的煙友——阿彬叔叔點了一根煙，插在你照片前面的香爐里，然后自己又點了一根，默默抽完。“好久沒跟你抽煙了，反正你百無禁忌，今天老弟我再陪你抽一支。”阿彬叔叔說著說著，就哽咽了。
第二日
我的第一件工作是校稿，葬儀社送來你的訃聞，我對他們不放心，一定要親自校對你的生卒年月。
我們這些被你呵護習慣了的人，并不懂得人的身后事要如此繁瑣，要布鞋沒布鞋，要長褲沒長褲，要黑衣服沒黑衣服。來吊唁的親友很氣憤地說：“要不要團體訂購黑色運動服呢?”
我知道，如果你還能說話，說出口的一定是“不用了”。你一向穿圓領衫或白背心，有次回家卻看到你大熱天穿長袖襯衫，忍不住打趣：“怎么老了老了，反而變得講究起來?”你卷起袖子，很不在乎地說：“看，你老子手臂上埋了兩條管子，一條把血送出去，一條把血輸回來，現在我把血液循環也弄成自動化的了。”
第三日
清晨5點半，入殮。有人帶來好幾捆衛生紙，以不計成本之姿一沓一沓厚厚地鋪在棺材里面，要給過世的你鋪得軟軟的。看著你安靜地躺在那里，我突然想：見你的最后一面，是什么時候?
如果是你能吃能說能笑時，那應該是倒數到1個月前，爺爺生日聚餐那次。那天，你跟我說的最后一句話是什么，我卻無從追考了。如果是你還有生命跡象，但是無法自行呼吸時，那應該是倒數第三日。在特護病房，你插了管，已經不能說話；你意識模糊，睜眼都很困難；你的兩只手被輕輕綁在病床的邊欄上——那捆綁你的繩子是如此纖細，你卻還是無力掙脫，曾經，你那雙大手，給了童年時代的我多少高空舉啊……
第四日到第六日
誦經，每吟誦50分鐘，休息10分鐘，從早上7點一直堅持到晚上6點。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歡聽這些，但我們愿意相信，我們說的這些，能讓走在去天堂路上的你不再那么孤單。
第七日
送葬隊伍啟動。我知道你這一天會回來，于是只要一有機會，我就會四處尋找你來看我們的身影。遍尋不見，我知道我們永遠失去了你。
在火化場，領了號碼牌，領了便當，然后是等待。我們看著其他人家，將他們親人的遺體送入焚化爐時，他們會狂喊：“火來了，趕緊走啊!”有人告訴我們，那樣是不對的，那只會使你爸更慌亂更害怕，等一下要說：“爸，火來了，你免驚惶，且隨佛去。”
于是，你火葬時，我們都乖乖地說：“爸，火來了，你免驚惶，且隨佛去。”如果能讓爸爸走得心安，我們忍一下眼淚，忍一下悲慟又算什么?
爸爸出殯后，我們非常努力地把爸爸的屋子恢復原狀，甚至習俗中說要移位的床，我們也只是抽掉涼席，換上床包。
中午時，我們買了兩份報紙，然后各臥在沙發一角翻看。但我的腦子里全是這些：農歷八月十六日，17點35分，你離去；41，是送到火化場時，你排隊的號碼。
后來，我們打算輕松一點兒，和親戚合資簽起六合彩來，選定的號碼是“08，16，17，35，41”。開獎了，17、35中了，是你離去的時間，叔叔當天就把錢用紅包裝好送了過來，他說：“特別號是53。”怎么沒想到要買這一注?可能潛意識里，53對于我們來說還是太難接受的數字：你走的時候，才53歲。
父后某月某日
我帶著那份彩金，回到自己的城市。路上，我在腦子里一遍遍設想：我可以沒心沒肺地和大學死黨在搖滾樂震天響的酒吧相遇，然后半昏半沉地把頭靠在他們其中一人的肩膀上，邊往外吐煙圈兒，邊裝著很隨便的樣子告訴他們：“唉，忘了跟你們說，我爸掛了。”
他們之中可能有幾個人吃過你買回來的小吃名產，所以會有人跳起來又驚訝又心疼地跟我說：“你怎么不早說，怎么他生病了我們都不知道?”我會告訴他們：“沒關系，我也經常忘記，忘記到心里不自覺地就變得沉重。”
但直到父后某月某日，我坐在香港飛往東京的班機上，看著乘務員推著免稅煙酒走過，還下意識提醒自己：“回到臺灣入境前一定記得給你買一條黃長壽。”這個半秒鐘的念頭，讓我足足哭了一個半小時。直到系緊安全帶的燈亮起，直到機長室廣播響起，傳出的聲音也仿佛是你，你在說：“請收拾好您的情緒，我們即將降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