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出身于農家，一生簡樸，以身作則。在延安時，他同指戰員們一道，親自動手，挖地、澆水、施肥、種地，不貪圖個人享受，關心他人，尊老愛老，對孩子“約法三章”等故事，始終銘刻在人民的心中，成為我黨樹立良好形象當之無愧的楷模。

“親手干才算自己的勞動”

熊云，四川閬中人。1933年參加紅軍，曾任中央軍委機要科譯電員、華北特種兵新建工廠政委。1983年6月，我還在《星火燎原》任編輯時，聽他講了一段毛主席在延安參加大生產時的親歷往事，至今記憶猶新。

1942年年底，轟轟烈烈的延安大生產運動開始后，毛主席更忙了。他有個習慣，喜歡晚上辦公，有時一忙就是一個通宵。這樣，毛主席的睡眠時間就越來越少了。大生產運動期間，他常常忙一晚，第二天下午照例還要和中央機關的同志們一塊去參加勞動。

那時，熊云在中央機要科當譯電員，他們跟主席一塊住在棗園。棗園有一排窯洞，用兩道墻隔成了三個院，主席住在北邊的院內，機要科住在中間的一個院里。

機要科的同志們見主席工作那么忙，休息時間卻那樣少，很擔心他累壞了身體。趁主席到地頭去的當兒，他們幾個機要員一合計，就搶著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幫他挖地。主席慈祥地笑笑，望著他們這一幫十六七歲的小青年，擺手示意不讓他們幫助，并說：“你們挖的地，不算我的勞動，親手干才算自己的勞動。”

就這樣，毛主席用了幾個下午的時間，親手挖了兩畝多地，并在地上澆了水，上了肥，種上了西紅柿、辣椒等蔬菜。綠油油的蔬菜、豐碩的果實綴在枝頭上，把棗園的后山坡裝點得更加美麗了。

中央機要科的同志們，望著這豐收的景象，十分感慨，因為在這塊土地上，灑下了毛主席辛勤勞動的汗水！

有轎車不坐

延河畔響起的隆隆馬達聲和清脆的喇叭聲，吸引著延安軍民。警衛戰士們更是有說不出的高興：“這回毛主席外出開會再也不用騎馬走路了！”

老紅軍楊辛克，貴州松桃人。抗日戰爭時期，曾擔任毛主席的警衛員。后任抗大學員、八路軍129師358旅教育干事、指導員、公安總局科長、豫西地區副專員、貴州省工業廳副廳長、省經委副主任。1983年6月，楊辛克同志向我回憶起抗日戰爭時期毛主席在延安坐車還是騎馬而引發的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抗戰時期的延安，中央領導到哪里都是騎馬或步行。一位華僑送給延安兩輛小轎車，警衛戰士們有說不出的高興：“這回毛主席外出開會再也不用騎馬、走路了！”

可是沒料到，在分配車時，毛主席提出要考慮軍事工作的需要，照顧年齡較大的同志。

盡管大家都希望配給毛主席一輛轎車，可在他的一再堅持下，一臺配給了主管軍事工作的朱老總，另一臺配給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謝覺哉、林伯渠、吳玉章）。

一次，毛主席騎馬去棗園開會，在回來的途中，馬突然受驚，將主席從馬背上摔了下來，左手摔傷了，手腕腫起老高。擔任警衛員的辛克既著急，又害怕。主席見他緊張，一邊安慰他，一邊把馬韁繩遞到他的手中，自己步行回到了延安。

出事以后，朱老總和“五老”都要把車讓給毛主席坐，甚至把車都開到主席跟前來了，全讓主席給“攆”了回去。

毛主席對毛岸英“約法三章”

“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這是毛主席對自己兒子的“約法三章”。一些領導干部的腐敗，常常都是因子女而引發的，如果他們也用毛澤東的這個“約法三章”，黨內又何來因子女而產生的腐敗呢？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機關大食堂吃晚飯時，田志芳發現新來了一位同志，高個、寬肩、體格健壯，著一身洗得干干凈凈的藍布軍裝，顯得很精干。他發現這人有些面熟，在哪見過呢？尋思半天，可怎么也沒想起來。

吃完晚飯，田志芳來到楊家嶺溝口的花園。這里原來是個墓地，叫楊家墳。中央機關搬到楊家嶺后，就在這里種上花草、瓜菜，便成了個小花園。這會兒，紅茸茸的雞冠花、紫幽幽的牽牛花、黃橙橙的南瓜連成一片，別有一番情趣。

田志芳在一個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風文件準備看上兩頁。這時，只見自然科學院院長徐特立和一個青年慢慢走來，細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他們一邊走，一邊親切交談，從他身旁走過。他連忙問身邊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誰啊？”

“那是毛岸英同志，剛從蘇聯回來。”

“毛岸英？”

“就是毛主席的兒子。”

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腦門，怪不得面熟呢，原來是毛主席的兒子。

可他又有了疑問：“怎么毛主席的兒子還和咱們一起吃大灶？他剛從蘇聯回來，能吃慣咱這小米飯、山藥蛋？”

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說：“毛主席一向對自己要求嚴格，給毛岸英‘約法三章’，要他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啊，原來是這樣。

過了一段時間，看不到毛岸英同志來大食堂吃飯了。后來，在國民黨向解放區大舉進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來了。他的臉變黑了，身體也瘦了。一打聽，原來是毛主席把自己的兒子派到最艱苦的山區，上“勞動大學”去了。在那兒，他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

身為領袖的毛澤東同志，對自己的子女嚴格要求，使邊區軍民很受教育。由于黨的領導同志都這樣以身作則，所以，艱苦奮斗的精神在延安才得以蔚然成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