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30歲以前,最遲在35歲以前,我還不能使自己脫離平凡,那么我就沒戲了。
可什么又是不平凡呢?
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
具體說來?
就是,起碼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車,起碼要成為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吧?還起碼要有一筆數目可觀的存款吧?
要有什么樣的房,要有什么樣的車?在你看來,多少存款算數目可觀呢?
這我還沒認真想過
以上,是我和一名大一男生的對話。那是一所比較著名的大學,我被邀做講座。對話是在五六百人之間公開進行的。我覺得,他的話代表了不少學子的人生志向。
我明白那大一男生的話只不過意味著一種往高處走的愿望,但我覺出了我們這個社會,我們這個時代,近十年來,一直所呈現著的種種文化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國還只不過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現階段,在國人還不能真正過上小康生活的情況下,中國的當代文化,未免過分熱忱地兜售所謂不平凡人生的招貼畫了。
而最終,所謂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質量,在如此這般的文化那兒,差不多又總是被歸結到如下幾點住著什么樣的房子,開著什么樣的車子,有著多少資產,于是社會給予怎樣的敬意和地位。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樣怎樣的女人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也盛行過同樣性質的文化傾向,體現于男人,那時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車子、位子、票子、女子。一個男人如果都追求到了,似乎就擺脫平凡了。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這一傾向仿佛漸成文化的主流。這一種文化理念的反復宣揚,折射著一種耐人尋味的邏輯誰終于擺脫平凡了,誰理所當然地是當代英雄;誰依然平凡著甚至注定一生平凡,誰是狗熊。
一點兒也不夸大其詞地說,此種文化傾向,是一種文化的反動傾向。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下一代,如果他們普遍認為最遠35歲以前不能擺脫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中國古代,稱平凡的人們亦即普通的人們為元元;佛教中形容為蕓蕓眾生;在文人那兒叫蒼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人民,而相對于憲法叫公民。沒有平凡的亦即普通的承認,公民一詞將因失去了平民成分而成為荒誕可笑之詞。
中國古代的文化和古代的思想家們,關注體恤元元們的記載舉不勝舉。
比如《詩經大雅民勞》中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太辛苦了,應該努力使他們過上小康的生活。比如《尚書五子之歌》中云: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意思是如果不解決好元元們的生存現狀,國將不國。而孟子干脆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而《三國志吳書》中進一步強調:財經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民者百姓也,蕓蕓也,蒼生也,元元也,平凡而普通者們是也。
怎么到了今天,在改革開放的中國,在平民們的某些下一代那兒,不畏死,而畏平凡了呢?
于是,我聯想到了曾與一位另類同行的交談。我問他是怎么走上文學道路的,答曰:為了出人頭地。哪怕只比平凡的人們不平凡那么一點點,而文學之路是我唯一的途徑。見我怔愣,又說:在中國,當普通百姓實在太難。于是,我又聯想到曾與一位美國朋友的交談。她問我:近年到中國,一次更加比一次感覺到,你們中國人心里好像都暗怕著什么。那是什么?我說:也許大家心里都在怕著一種平凡的東西。她追問:究竟是什么?我說:就是平凡之人的人生本身。她驚訝地說:太不可理解了,我們大多數美國人可倒是都挺愿意做平凡人,過平凡的日子,走完平凡的一生的。你們中國人真的認為平凡不好到應該與可怕的東西歸在一起嗎?
我不禁長嘆了一口氣。我告訴她,國情不同,故所謂平凡之人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地位,不能相提并論。我說你是出身于幾代中產階級的人,所以你所指的平凡的人,當然是中產階級人士。中產階級在你們那兒是多數,平民反而是少數。你們的平凡的生活,是有房有車的生活。而一個人只要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過上那樣的生活并不特別難。而在我們中國,那是不平凡人生的象征。
當時想到了本文開篇那名學子的話,不禁替平凡著、普通著的中國人,心生出種種悲涼。想那學子,必也出身于寒門;其父其母,必也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不然,斷不至于對平凡那么恐慌。
當社會還無法滿足普遍的平凡人的基本愿望時,文化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應時時刻刻提醒社會來關注此點,而不是反過來用所謂不平凡人的種種生活方式刺激前者。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平凡而普通的人們,永遠是一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
我們的文化,近年以各種方式向我們介紹了太多太多所謂不平凡的人士了,而且,最終對他們不平凡的評價總是會落在他們的資產和身價上。這是一種窮怕了的國家經歷的文化方面的后遺癥。
而文化如果不去關注和強調平凡者們的社會地位盡管他們看上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費神,那么,這樣的文化,也就只有忙不迭地、不遺余力地去為不平凡的人們大唱贊歌了,并且在較高級的利益方面與他們聯系在一起。于是眼睜睜不見他們之中某些人不平凡之可疑。
這乃是中國包括傳媒在內的文化界,包括某些精英們在內的思想界的一種勢利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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