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在建筑單位工作，哪里有活兒就去哪兒安家。我家六個孩子，出生在四個地方，而我的父母，一個是湖北人，一個是山東人。在我懂事之后，我的家庭才相對穩定地呆在了一個城市。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奔波最少，然而在小時候，我是多么羨慕我的父母與哥哥姐姐，他們每個人，都至少擁有一個刻寫了他們的記憶與歷史的站臺。

父親的站臺，在漢口。21歲，他中專畢業后已經在武漢工作了5年，卻忽然心血來潮，決定去支援大西北建設。在漢口大智門火車站登上北上的列車，站臺與列車距離很遠，身高180厘米、酷愛打籃球的父親，只用了兩步。

站臺上送行的人中，沒有父親的親人，然而火紅的橫幅上所寫的“熱烈歡送”與他有關，他是光榮的支邊青年，他的青春將揮灑于一片荒無人煙之處。

母親的站臺，在錦州。作為闖關東的山東人的后代，母親的少女時代是在遼寧度過的。在母親的敘述里，錦州火車站永遠熱鬧而又危險，似乎每一步都會遇到壞人。那時候的她，是個漂亮的姑娘，皮膚白里透紅，麻花辮一直垂到腰間，追求她的人很多，然而作為一個疑心很重的處女座姑娘，她常常覺得男人都不安好心。

母親的行李是兩只碩大的老式牛皮箱，同行的男生幫她拎上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塞進座位底下。母親隨身的布袋里裝著饅頭、咸菜與白水煮雞蛋，而站臺上，不知道誰的袋子不夠結實，被擠爛了，白饅頭與雞蛋灑了一地。那是一個幾乎所有人都一樣的年代，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的東西，每個人上路的時候，口袋里都是面食與煮雞蛋。

火車開動，白底黑字的水泥站牌上，“錦州”消失在夜風里。母親這輩子再未回過錦州，然而當二姐出生時，她堅持在新生兒的名字里，鑲進了一個“錦”字。

我的大哥大姐出生在西寧。那時候的西寧火車站，奔跑的還是一種窄軌小火車，姥姥家就住在火車站旁邊的坡地上，爬上紅磚房頂就能看到站臺。大哥四五歲的時候開始爬房頂，到了六七歲，經常在房頂上一呆就是半天。

“今天，站臺上有個瘸子。”他在飯桌上對姥姥說。

“有個小男孩拿個花皮球下車，他肯定是從上海來的?！彼谒X前對我大姐說。

站臺就是他的天堂電影院，每天上映不同的影片。

我去過大哥大姐的站臺，那時候，大哥已經去陜西當兵，火車站旁邊的那處姥姥家的平房由姨媽接管。舊車站即將廢棄，偶爾有一兩列火車經過，站臺上空蕩蕩的，只有一些提著飯盒的鐵路工人，在傍晚6點的時候，等在站臺上，不說話，像站臺旁邊野生的枸杞。

二哥、三哥的站臺在河南洛陽，他們出生的時候我父母在河南工作。

大學的時候，每年都有同學要去洛陽看牡丹，我總說要去，卻因故未能成行。工作后，終于有一次去洛陽出差。回程的時候，買到的車票是發往廣州的，正是南下打工潮洶涌的年代，我的同事好不容易擠上車后，發現背包帶被人齊刷刷地剪斷，在她的肩頭滑稽地晃動。車門處擠滿了扭曲的臉，想要下車已經不可能了。我們奔進車廂，透過車窗看到站臺上，兩個二十出頭的小青年手里拿著沒有帶子的藍色拎包?！白バ⊥怠?，同事把頭探出車窗，大聲喊，小青年繼續慢悠悠地走路，站臺上跑來跑去的都是著急趕火車的人，每個人都像要逃跑的“小偷”，只有真正的小偷，宛如路人。

回家后，我對二哥說，洛陽火車站真亂，二哥撓撓頭，問：“是嗎？”他離開那個站臺的時候只有5歲，母親背著他，二哥的兩只鞋都被擠掉了。后來每次談起這件事，母親總說，幸虧兩只都擠掉了，別人撿去，還能穿。

我二姐的站臺在蘭州。那時候，姥姥、姥爺已經從西寧搬去蘭州定居，母親在姥姥家生完二姐，便把她留在了那兒，跟隨單位的工程，去了嘉峪關。三年后，我出生在嘉峪關，再過幾年，父母終于調去了另外一個相對穩定的單位，地理上恰巧位于嘉峪關與蘭州之間。于是，母親抱著我，踏上嘉峪關的站臺，父親則抱著姐姐，踏上蘭州的站臺。

我離開嘉峪關的時候不到3歲，對于站臺的印象幾乎為零。聽母親說，當時正值盛夏，站臺上有賣西瓜的，一個青皮紅瓤大西瓜，被切成一牙一牙，花朵似地擺在一塊紗布下面，母親見我嘴饞，便花一毛錢買了一牙給我，吃完我便開始上吐下瀉。

那一路的折騰，深深地刻進了母親的腦海里，此后每一次，無論誰坐火車，母親都要叮囑，站臺上的東西不能買。

在日新月異的城市建設中，我們曾經擁有過的站臺都已經重新翻修，連后來我成長的那個小城金昌，火車站也在去年重新修建。新的站臺，有密實的頂棚，我們再也不可能踏著站臺上咯吱作響的積雪，從火車上接下來一個熱氣騰騰的人，當他雙腳落地時，豪氣地感嘆：這雪真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