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舊式婚姻，過去叫作“天作之合”，是非常偶然的。據亡妻言，她十九歲那年，夏季一個下雨天，她父親在臨街的梢門洞里閑坐，從東面來了兩個婦女，是說媒為業的，被雨淋濕了衣服。她父親認識其中的一個，就讓她們到梢門下避避雨再走，隨便問道：

“給誰家說親去來？”

“東頭崔家。”

“給哪村說的？”

“東遼城。崔家的姑娘不大般配，恐怕成不了。”

“男方是怎么個人家？”

媒人簡單介紹了一下，就笑著問：

“你家二姑娘怎樣？不愿意尋吧？”

“怎么不愿意。你們就去給說說吧，我也打聽打聽。”她父親回答得很爽快。

就這樣，經過媒人來回跑了幾趟，親事竟然說成了。結婚以后，她跟我學認字，我們的洞房喜聯橫批，就是“天作之合”四個字。她點頭笑著說：

“真不假，什么事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里來！”

二

雖然是封建婚姻，第一次見面卻是在結婚之前。定婚后，她們村里唱大戲，我正好放假在家里。她們村有我的一個遠房姑姑，特意來叫我去看戲，說是可以相相媳婦。開戲的那天，我去了，姑姑在戲臺下等我。她拉著我的手，走到一條長板凳跟前。板凳上，并排站著三個大姑娘，都穿得花枝招展，留著大辮子。姑姑叫著我的名字，說：

“你就在這里看吧，散了戲，我來叫你家去吃飯。”

姑姑的話還沒有說完，我看見站在板凳中間的那個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從板凳上跳下來，走到照棚外面，鉆進了一輛轎車。那時姑娘們出來看戲，雖在本村，也是套車送到臺下，然后再搬著帶來的板凳，到照棚下面看戲的。

結婚以后，姑姑總是拿這件事和她開玩笑，她也總是說姑姑會出壞道兒。

她禮教觀念很重。結婚已經好多年，有一次我路過她家，想叫她跟我一同回家去。她嚴肅地說：

“你明天叫車來接我吧，我不能這樣跟著你走。”我只好一個人走了。

三

她在娘家，因為是小閨女，嬌慣一些，從小只會做些針線活；沒有下場下地勞動過。到了我們家，我母親好下地勞動，尤其好打早起，麥秋兩季，聽見雞叫，就叫起她來做飯。

又沒個鐘表，有時飯做熟了，天還不亮。她頗以為苦，回到娘家，曾向她父親哭訴。她父親問：

“婆婆叫你早起，她也起來嗎？”

“她比我起得更早。還說心痛我，讓我多睡了會兒哩！”

“那你還哭什么呢？”

我母親知道她沒有力氣，常對她說：

“人的力氣是使出來的，要伸懶筋。”

有一天，母親帶她到場院去摘北瓜，摘了滿滿一大筐。母親問她：

“試試，看你背得動嗎？”

她彎下腰，挎好筐系猛一立，因為北瓜太重，把她弄了個后仰，沾了滿身土，北瓜也滾了滿地。她站起來哭了。母親倒笑了，自己把北瓜一個個揀起來，背到家里去了。

我們那村莊，自古以來興織布，她不會。后來孩子多了，穿衣困難，她就下決心學。從紡線到織布，都學會了。我從外面回來，看到她兩個大拇指，都因為推機杼，頂得變了形，又粗、又短，指甲也短了。

后來，因為鬧日本，家境越來越不好，我又不在家，她帶著孩子們下場下地。到了集日，自己去賣線賣布。有時和大女兒輪換著背上二斗高粱，走三里路，到集上去糶賣。從來沒有對我叫過苦。

幾個孩子，也都是她在戰爭的年月里，一手拉扯成人的。農村少醫藥，我們十二歲的長子，竟以盲腸炎不治死亡。每逢孩子發燒，她總是整夜抱著，來回在炕上走。在她生前，我曾對孩子們說：

“我對你們，沒負什么責任。母親把你們弄大，可不容易，你們應該記著。”

四

一位老朋友、老鄰居，近幾年來，屢次建議我寫寫“大嫂”。因為他覺得她待我太好，幫助太大了。

我唯唯，但一直拖延著沒有寫。這是因為，雖然我們結婚很早，但正像古人常說的：相聚之日少，分離之日多；歡樂之時少，相對愁嘆之時多耳。我們的青春，在戰爭年代中拋擲了。以后，家庭及我，又多遭變故，直到最后她的死亡。

我衰年多病，實在不愿再去回顧這些。但目前也出現一些異象：過去，青春兩地，一別數年，求一夢而不可得。今老年孤處，四壁生寒，卻幾乎每晚夢見她，想擺脫也做不到。按照迷信的說法，這可能是地下相會之期，已經不遠了。

我們結婚四十年，我有許多事情，對不起她，可以說她沒有一件事情是對不起我的。在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

正因為如此，她對我們之間的恩愛，記憶很深。我在北平當小職員時，曾經買過兩丈花布，直接寄至她家。臨終之前，她還向我提起這一件小事，問道：

“你那時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

我說：

“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

她閉上眼睛，久病的臉上，展現了一絲幸福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