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市中學地下論壇

胡適曾俏皮地說過：“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

”這“三只兔子”分別是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因三人的個人屬相都是兔子而得名。

蔡元培生于同治丁卯年（1867年），陳獨秀生于光緒乙卯年（1879年），胡適生于光緒辛卯年（1891年），都是生在兔年，彼此之間相差12歲。

“老兔子”蔡元培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其教師多為翰林院腐儒，學生多出身于貴族官僚或豪門之家，上學堂的目的就是升官發財。

有的學生上課還帶著聽差。

上體育課時，教員要畢恭畢敬地喊“老爺向右轉，大人開步走”；有的學生則是“八大胡同”的主顧。

民國成立后，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經初步改革，學校面貌發生了一些變化，但由于受到“老爺”式學堂傳統的影響，依然積弊甚多。

在蔡元培之前，北大這個“燙手山芋”已經在好幾位校長手里流轉。

第一任校長是頗具聲名的學者、思想家嚴復，但其難以應付棘手的日常事務，不到8個月就急流勇退。

蔡元培知難而進，毅然赴任。

報界當時作了這樣的報道：“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風雪中，來此學界泰斗，加晦霧之時睹一顆明星也。

”蔡元培改造北大的法寶，即為眾所周知的“八字方針”：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學校應保持獨立的資格，不受各派政黨或教會的影響，實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蔡元培對各路人才的涵容吸納，不論長幼、政治觀點、學歷背景，一律惟才是舉。

—時間，北大成為大師云集的場所，“新潮”與“國故”對壘，白話與文言相爭，流派紛呈，百家爭鳴，北大從此不再平靜。

教師們的觀點常常尖銳對立，但恰恰是這些差異形成了一種創造力，在自由的空氣中每個人自由地發揮所長，“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北大顯示出她的大氣與活力。

陳獨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稱贊道：“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自由思想的卓見，在習于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

”蔡元培的出現，才將北大由一所痼弊纏身的舊式學堂，變為了生機勃勃的新式大學。

“中兔子”陳獨秀陳獨秀為人桀驁，個性極強，他曾有過這樣的立論：“世界文明的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

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人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的生活。

”陳獨秀當年進北大，還是愛才如命的蔡元培多次延請的結果。

陳獨秀被蔡元培的誠意感動，決定舉家遷往北京，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

陳獨秀當時“是一員闖將，是影響最大，也是最能打開局面的人”。

陳獨秀到任后，整頓北大文科，協助蔡元培全面整頓北京大學，多方延聘人才。

不久，北大文科就成立了以陳獨秀為首、胡適、沈尹默、章士釗、錢玄同等人參加的學制改革機構，啟動了文科改革，改變了北大文科的面貌。

《新青年》編輯部亦隨之遷至北京北池子箭桿胡同9號（今20號）陳的家中。

從此，北京大學也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核心。

陳獨秀當之無愧地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主帥，當年從箭桿胡同9號發出的聲聲吶喊震撼著整個中國。

作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毛澤東語），陳獨秀極大地提升了北大的社會知名度與歷史地位。

“小兔子”胡適1917年7月，胡適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學成歸國。

經陳獨秀舉薦，27歲的胡適成為一名年輕的北大教授。

胡適在美國時就已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等文章；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因此雖是小字輩，但到北大時已經聲名鵲起。

在北大的前幾年中，胡適著作頗豐，舉國矚目。

在文學領域，他推出了第一部新詩集《嘗試集》，第一部白話戲劇《終身大事》，第一部白話翻譯外國文學作品集《短篇小說》，并率先將考證運用于古典小說研究，以《紅樓夢考證》一文影響最大。

在哲學領域，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 (上卷)。

這些均為開山之作。

對于胡適與陳獨秀性格之異同，魯迅曾有一段很有趣的文字：《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

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

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里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

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忽疑慮”……上世紀30年代，蔣夢麟擔任北大校長，胡適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

胡適用他的聲望請來了孟森、錢穆、俞平伯、梁實秋、聞一多等知名人士來北大任教。

內戰時期，胡適接替傅斯年為北大校長，為北大在亂世中的發展做了一定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