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何謂文化》「下」

世界報告（5）

難道，文化人為了“學術研究”和“社會調查”，就應該起這樣的作用？

擴大了看，我覺得“文明沖突論”和其他許多類似的理論，也或多或少進入了這樣的模式，必須引起警覺。

文化和文明，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從它們的“研究需要”回到人文道德的倫理本體，不要因手段而使目的異化。二十一世紀，隨著傳媒技術和互聯網系統的突飛猛進，那種以“文化”的名義造成惡果的可能性，比過去任何時代都大大增加。

六

二○○五年四月十五日，我應邀在哈佛大學演講。演講結束后，又兩度與該校二十幾位教授長時間座談，話題頻頻涉及“文明沖突論”。春夜別墅林苑的溫煦話語，令人難忘。聽教授們說，那些天亨廷頓先生不在波士頓，否則他們就把他也請來了。我倒是很想與他當面切磋一番。

二○○八年夏天，在中美兩國很多學術界朋友的策劃下，準備在美國舉辦一個論壇，邀請亨廷頓先生與我對談，時間定在二○○九年春天。一切都已經安排就緒，但遺憾的是，亨廷頓先生卻在二○○八年十二月廿八日去世了。一代學人，語勢滔滔，竟戛然中斷，溘然離去，實在令人不舍。

從他最后兩年發表的文章看，他已經知道國際間有人批評“文明沖突論”誘發了沖突，他為此感到委屈，進行了自辯。

我愿意相信，這位學者并不存在點燃和擴大沖突的動機。但遺憾的是，一切理論的初始動機和實際效果并不一致，而更應該重視的卻是后者。

亨廷頓先生表現出來的問題，是很多西方學者的習慣性思維。因此，即便在逝世之后，我們也不妨再探討幾句。

一種出于西方本位論的自以為是，使“文明沖突論”在論述其他文明時只停留在外部掃描，而沒有體察它們的各自立場，以及它們實際遇到的痛癢。

例如，亨廷頓先生把儒家文化看成是二十一世紀“核心中的核心”的三大文化之一，說了不少話，并把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往事也與之相連。但是，他對儒家文化的了解實在是太少、太淺、太表面了，說來說去，基本上是“行外話”。因此，立論于一九九四年的他，并沒有預見到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而在同樣的時間，曾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的高希均教授，由于他自身的文化背景，卻準確地作了這種預見。

根據亨廷頓先生和很多西方學者的立場，其他文明即使獲得了不小的經濟發展，在“精神價值”和“制度文化”上也應該歸附于西方文明。如果不歸附，他們就無法進行闡述，因此在他們的內心認知上就是“麻煩”，沖突在所難免。

由此可見，“文明沖突論”表面上氣魄雄偉，實際上仍是西方本位論面對新世界的一種新表述。因此，事情不能推到亨廷頓先生一個人身上。

可以肯定，文明與文明之間的課題，將會在二十一世紀被反復討論。本來，我是準備在與亨廷頓先生對談時向他提供一些有關中國文化的素材的。例如，就“文化”中處于重要地位的“制度文化”而論，西方建立于近三百年間，而中華文明卻已實際延續了四千多年而未曾中斷；這四千多年，中華文明成就可觀，且基本上沒有與其他文明發生過嚴重沖突。

這個素材與沖突有關，應該會引起他的重視。

好了，我今天的發言就是這一些。

歷史將證明，今天發布的這個報告，和聯合國長期以來在文化上所做的種種努力一樣，是人類理性和智慧的當代展現。它雖然顯得低調，卻非常重要。我們這代人的使命之一，就是讓這種重要，真正成為重要。

謝謝總干事。謝謝諸位。

身上的文化（1）

二十年前，在上海一輛擁擠的公共汽車上，一個工作人員開始查票。查票很安靜，工作人員只對乘客點一下頭，乘客看一眼他的胸牌，便從口袋里取出票來。工作人員立即用紅鉛筆在票上劃一下，便把臉轉向另一位乘客。整個過程，幾乎沒有一點聲響。

終于，有一位中年乘客拿不出票來。工作人員說：“逃票要罰款。”

“逃票？”中年乘客激動起來。因為一個“逃”字，完全排除了遺忘的可能，聽起來很刺耳。他看了一眼周圍人的臉，發現大家都有點幸災樂禍。乘公共汽車太枯燥，人人都期待著發生一點與自己無關的事，解解悶。

中年乘客這一看就更惱怒了。他拿不出票，卻要快速找到不是“逃票”的理由，而且不僅僅要說服工作人員，還要說服周圍所有的人。他憋紅了臉，慌忙從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張名片塞給工作人員，說：“你看我管著多少人，還要逃票？”

他在摸名片的時候無意中碰到了放在同一口袋里的一個銀行存折。千不該萬不該，他居然把這個存折也塞到工作人員手里，說：“你看看這個，我還用得著逃你的票嗎？”

當年的工作人員很有修養，既沒有看名片，也沒有看存折，而是禮貌地把這兩件東西塞回到他手里，說：“這與職位、金錢沒有關系。上車買票，是一種城市文化。”

“文化？”中年乘客受不了當眾被教育的情景，何況又扯上了文化。他不知怎么回應，便說：“你還給我說文化？我兒子已經是碩士……”

這一下，整個車廂都笑了。大家也不清楚這兒怎么冒出來了文化，只是在笑這位乘客說不過人家的時候，拉出兒子來做救兵。

二十年過去，社會變化天翻地覆。有趣的是，那次公共汽車上出現的最后一個概念——文化，已成為人們區分榮辱的第一防線。

一位企業家的最大榮耀，不是財報上公布的當年業績，而是無意中聽到職工的背后議論：“我們的董事長比較有文化。”

據調查，目前多數城市富裕家庭之間最大的攀比，是孩子的文化程度。

據調查，目前多數退休官員晚年生活質量的差異指標，除了健康，就是文化，即有沒有戲劇、音樂、文學、書法方面的興趣相伴隨。

這兒所說的文化，都是個體文化，也就是每個人身上的文化。

過去，每個人身上的文化只有文化界里邊才會關注，現在，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關注了。這樣的情況，可能是宋代以來第一遭吧？因為明清兩代的朝廷不斷實行文化恐怖主義，文為禍源，避之唯恐不及；近代和現代，則以軍事和政治的交雜為主調，有限的那一點文化一直在蓬頭垢面地顛沛流離。其他逃難者看到幾副厚厚的眼鏡也許會投來幾分憐憫，卻怎么也構不成向往。

但是，現在，當大家都在向往文化的時候，怎么來處置落到自己身上的文化，也就變成了一個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迫切，越來越重要。

近年來，先是學生們問我這個問題，后來，不同領域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都來問了。其實我自己也在為這個問題苦惱、思考、觀察、比較。終于能作一些回答了，供大家參考。

我認為，一個人身上要擁有真正的文化，必須先“祛病”，再“進補”，這就體現為兩個“不再”，兩個“必要”——

第一，不再扮演；

第二，不再

身上的文化（2）

第四，必要風范。

下分述之。

不再扮演

真正有了文化，就不會再“扮演文化”。這個道理，一聽就明白。

這真像，真正的功夫高手不會一邊走路一邊表演拳腳。因此，我們或許可以憑著是否扮演，來猜測真假和深淺。

我想起了兩件小事。

很多年前，我還在任職的時候，曾經組織過上海人文學科著名教授的一次聚會，《英漢大辭典》主編、復旦大學外文系的陸谷孫教授也應邀前來。很多教授看到他來了就紛紛圍上去，其中好幾個對他說話時都夾著英語。但他，從頭至尾沒說一個英語詞。因為在他看來，那次聚會，從內容到人員，都沒有講英語的理由。而他，更沒有理由要表演英語。

還有一次，東北某地聘請我和當時還健在的汪曾祺先生擔任文化顧問。聘請儀式上的發言者也許考慮到我們兩人都寫散文，便美詞滔滔。汪曾祺先生顯然有點受不住了，便邊聽邊輕聲地把那些話“翻譯”成平常口語，像一個語文老師在當場改錯。他的年齡，使他有資格這么做。發言者說：“今天麗日高照，惠風和暢”，汪先生立即說：“請改成今天天氣不錯”；發言者說：“在場莘莘學子，一代俊彥”，汪先生立即說：“請改成在場學生們也挺好”；……

這就構成了一種幽默效果，現場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發言人不僅沒有生氣，而且以自嘲的口氣感謝汪先生，說：“您老人家已經在做文化顧問了。”

一聽就知道，汪曾祺先生和那位發言者，誰更有文化。那位可愛的發言者唯一的毛病，是在“扮演散文”。

因此，我一再告誡學生，擁有文化的第一證明，是不再扮演文化。

按照這個標準，我們可以省察四周了。

一個真正擁有文化的人，不會扮演“當代名士”。他不會寫著半通不通的民國文言，踱著不疾不徐的遺老方步，數著百年文壇的散落殘屑，翻著筆跡草率的誰家信箋，又矜持地抖一下寬袖。

他也不會扮演“歷史脊梁”。不會用嫉妒來冒充正義，用誹謗來展示勇敢，用瘋話來顯露風骨，順便再從電視劇中學一點憂郁的眼神，慈祥的笑容。

他也不會扮演“文壇要人”。總是遲到，總是早退，總在抱怨，“部長又打來電話，近期有五個論壇……”，邊嘆氣邊搖頭，像是實在受盡了折磨。

我曾從一個文藝刊物上抄錄過這樣一段論文：“Writingisasystemofsigns，一點不錯，巴爾特消解了索緒爾的符號理論，認為作品是單數，文本是復數，但那文本也是一種元語言（metelanguage），福柯則認為不必復現創造主體的榮耀，寧肯歸于薄暮時分的荒涼……”

很多朋友認為，這種論文太艱深，沒有考慮到廣大讀者。我則要以內行的身份判定，作者完全不懂自己所寫的任何一個概念，只是在“扮演艱深”，恰恰是想吸引廣大讀者。

……

種種扮演，本該很累卻居然不累，原因是同道很多，互相觀摩。由于勢頭不小，觸目皆是，這倒也樹立了一個“反向路標”：避開它們，才有可能找到真文化。

當然，文化中也有正常的扮演，那就是在舞臺上。擅長于舞臺藝術的人最容易識破生活中的扮演，一看便笑，輕輕拍著對方的肩，說一句：“咳，別演了，劇本太老，又在臺下。”

從事文化，從誠實開始。

不再黏著

文化的一大優勢，就是宏觀。從宏觀來看，世界一切都只是局部，都只是暫時。因此，文化的宏觀也就成了達觀。

過去鄉村里的農民，只知埋頭種地，目光不出二三個村莊。突然有一個游子回來，略知天下，略懂古今，又會講話，從此村里有事，有了他，大伙就能往大里想。一想，心胸就寬，齟齬就少。這個人，就是村里的“文化人”，或者說，是“身上有文化的人”。

從農村擴大到整個社會，道理一樣。文化，讓人知道更大的空間，更長的時間，因此不會再囿于鼻尖、作繭自縛。

我們經常會鬧的一個誤會，是把“專業”當作了“文化”。其實，“專業”以狹小立身，“文化”以廣闊為業，“專業”以界線自守，“文化”以交融為本，兩者有著不同的方向。當然，也有一些專業行為，突破了局限，靠近了文化。

遺憾的是，很多專業人士陷于一角一隅而拔身不出，還為此沾沾自喜。

我們經常會聽到這種嘲笑別人的聲音：“聽不懂古琴，也不知道昆曲，真是沒有文化！”

我不贊成這種嘲笑。文化的天地很大，如果把文化切割成小塊還以為是全部，黏著自己倒也罷了，還要強制性地去黏別人，恰恰是丟失了文化的浩蕩魂魄。

這種情況，在近年來的文物收藏熱潮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文物很容易被等同于文化，結果，“身外的文物”也就取代了“身上的文化”。其實，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一切真正的文化巨匠都不熱衷于文物收藏。即便偶有所得，也只是稍稍觀賞，便輕易過手，多不沉溺。算起來，只有一位文化巨匠的家屬是收藏家，那就是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當然，李清照在丈夫死后為那些文物吃盡了苦頭。我們平日經常聽到的所謂“盛世收藏”，乃非真言，不可輕信，因為并無多少事實根據。當然，收藏能保存文化記憶，因此也有一些通達之士涉足其間，例如我的朋友曹興誠先生、馬未都先生、海巖先生都是，但與他們聊天，話題總是海闊天空。他們懂得，文物再好，也只是文化鷹隼偶爾留下的爪印，而鷹隼的生命在翅翼，在飛翔。

在諸多粘著中，黏著于專業、古琴和文物還算是最好的。最不好的黏著，是一些人以文化的名字自辟擂臺，自黏目標，尋釁滋事，長黏不放。這已經成了最常見的文化風景，不少朋友都曾遭遇。

面對這種遭遇，文化人的最佳選擇是不計成本地脫離黏著，哪怕是肌膚受傷，名譽蒙塵，也要脫離。

擺脫粘著，不管是正面的黏著還是負面的黏著，都是人生的一大解放。這一點我要感謝偉大的佛陀，他關于破除一切執著而涅槃的教言，幫助人們在文化的天域中獲得了真正的大自在。

對此，請允許我講幾句私人的切身感受。

以我的經驗，不黏著于官位是容易的，不粘著于他人的誹謗也不難。但是，當大家發現我還在進一步擺脫黏著，親手把自己創建的文化專業擱置，把已經取得的文化成就放棄，就不能不驚詫了。

我記得，當時連一些非常抬舉我的文化長輩也深感奇怪。本來，由于國內一批著名文史權威的強力推薦，我連副教授都沒有做過一天，破格升任全國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但他們很快發現，我轉眼就不再黏著于他們對我的高度評價，獨自一人開始了廢墟考察，而且范圍漫無邊際，完全不可歸類。連山西商人、清代流放、民間儺儀都成了我實地研究的對象，他們對我產生了陌生感。而我，則因擺脫了一種高雅的黏著而無比興奮。

現在，海內外的讀者都能證明，我在“脫黏”后的成果，遠超以前。

黏著，使人有所依靠，但這種依靠也是一種限制。一旦擺脫，就會發現，我們有可能以“陌生化”、“間離化”的視角看得更深、更廣、更遠，甚至產生專業之外的洞見和預見。

那就不妨再舉兩個私人例子。

我并不具備財經專業背景，卻早在十多年前考察歐洲的時候就判定西班牙、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四國會是“貧困國家”，每年必須接受歐盟的援助（見《行者無疆》初版第289頁）；其中，又判定希臘社會已經“走向了疲憊、慵懶和木然，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貧血和失重，結果被現代文明所遺落”。（見《千年一嘆》初版第27頁）；而且，我還判定歐洲很多富裕國家“社會福利的實際費用是一個難以控制的無底洞，直接導致赤字增大和通貨膨脹”（見《行者無疆》初版第326頁）。

好幾位財經專家問我，為什么能在十多年前就得出如此準確的預見？我說，原因就在于我不是財經專家，不會黏著于那么多數據、報表、曲線，只能從整體上粗粗地觀察這些國家的支柱產業、社會生活和精神狀態，反而對了。

記得就在準確地預測了歐洲經濟之后，我還以非專業的外行目光，對自己身邊的一家老式百貨商店進行了預測。當時，在各種新興“超市”的包圍下，上海街市間的這種老式百貨商店早已奄奄一息，即使“轉制”也無人看好。而事實上，全上海同類商店這么多年下來的存活比例，確實也微乎其微。但我，卻早早地發現了這家商店一位能干的年輕經理，覺得他就是前途，便進行了投資。現在證明我的這個預測又對了，有的財經評論員有點嫉妒。我說，很抱歉，你們這些財經評論員太黏著于專業了，看不到活生生的人，因此只能作“事后預測”。

有很多“策劃專家”喜歡給每個地區、每個行業、每個單位、每個人“定位”，但這只是一時之需。文化的使命之一，恰恰是給“定位”太死的社會帶來自由活力，讓每個人的綜合天性充分發揮。

說到這里，也許可以作一個小結了：只要擺脫黏著，擺脫定位，擺脫局限，讓文化回到宏觀的本性，我們就能天馬行空。

必要貯存（1）

前面所說的不再扮演，不再黏著，是做減法。緊接著，我要做一點加法了。

一個真正擁有文化的人，為什么可以不扮演、不黏著？是因為“有恃無恐”。那么，他“恃”的是什么呢？

是胸中的貯存。

文化多元，貯存可以各不相同。但是，文化作為一種廣泛交流、對話、溝通的紐帶，不可以沒有共同基元。這種共同基元，也就是文化人的“必要貯存”。

說“必要貯存”，當然是針對著“非必要貯存”。平心而論，多數人身上的文化貯存，實在是太雜、太亂、太多了。

要想做一個受人尊敬的文化人，那么，他的“必要貯存”也應該受到時間和空間的普遍尊敬。也就是說，這些“必要貯存”已被漫長的歷史接受，也被龐大的人群接受。因此，量不會太多，大家都應知道。

對此，我想稍稍說得實在一點。

我覺得一個人身上的文化，最好從自己的母語文化出發。對此，中國人的理由更充分，因為中華文化是人類諸多古文化中獨獨沒有中斷和湮滅的唯一者。我們身上的“必要貯存”中如果不是以中華文化打底，連外人看來也會覺得十分奇怪。

中華文化歷時長，典籍多，容易挑花眼。我很想隨手寫出一個簡單目錄出來作為例證，說明對于非研究人員而言，至少應該瀏覽和記誦一些必要的文本。例如——

《詩經》【第7句】：八篇，《關睢》、《桃夭》、《靜女》、《氓》、《黍離》、《七月》等等；

《論語》，應該多讀一點。如要精讀，可選《學而》、《為政》、《里仁》、《雍也》、《述而》、《衛靈公》等篇中的關鍵段落，最好能背誦；

《老子》，即《道德經》，總共才五千多字，不妨借著現代譯注通讀一遍，然后劃出重要文案，記住；

《孟子》，可選讀《梁惠王上》、《盡心上》等篇；

《莊子》，讀《逍遙游》、《齊物論》、《大宗師》、《至樂》等篇；

《離騷》，對照著今譯，至少通讀兩遍；

《禮記》，讀其中的《禮運》即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那一段，要背誦；

《史記》，應讀名篇甚多，如《項羽本紀》、《游俠列傳》、《屈原賈生列傳》、《刺客列傳》、《李將軍列傳》、《魏公子列傳》、《淮陰侯列傳》、《貨殖列傳》等篇，包括《太史公自序》。在《史記》之外，那篇《報任安書》也要讀。司馬遷是中國首席歷史學家，又是中國敘事文學第一巨匠，讀他的書，兼得歷史、文學、人格，不嫌其多；

曹操詩，讀《短歌行》、《龜雖壽》、《觀滄海》；

陶淵明詩文，誦讀《歸去來兮辭》、《歸田園居》、《飲酒》、《讀山海經》、《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

唐詩，乃是中國人之為中國人的第一文化標志，因此一般人至少應該熟讀五十首，背誦二十首。按重要排序為：第一等級李白、杜甫，第二等級王維、白居易，第三等級李商隱、杜牧，第四等級王之渙、劉禹錫、王昌齡、孟浩然。這四個等級的唐詩，具體篇目難以細列，可在各種選本中自行尋找，也是一種樂趣；

李煜，一個失敗的政治人物，卻是文學大家。可讀《浪淘沙》、《虞美人》；

宋詞，是繼唐詩之后中國人的另一文化標志，也應多讀能誦。按重要排序為：蘇東坡、辛棄疾、李清照。三人最重要的那幾首詞，應瑯瑯上口。陸游的詩，為宋詩第一，不輸唐詩，也應選讀；

必要貯存（2）

明清小說，真正的頂峰杰作只有一部，是《紅樓夢》，必讀。第二等級為《西游記》、《水滸傳》。第三等級為《三國演義》、《儒林外史》、《聊齋志異》。

為什么選這些文本？這與中國文脈的消長榮衰有關，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學術課題，可以參見我的著作《中國文脈》，以及我為北大學生講授中國文化史的紀錄《四十七堂課》一書。

完成以上閱讀，一年時間即可。如果尚有余裕，可按個人需要旁及孫子、墨子、《中庸》、韓愈、柳宗元、朱熹、明、《人間詞話》。當然，這個目錄中我沒有把具有文學價值的宗教文本包括在內，如《心經》、《六祖壇經》。

除了閱讀，“必要貯存”中也應該涉獵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中國藝術，例如以敦煌、云岡、龍門、麥積山為代表的石窟藝術，以《石鼓文》、《蘭亭序》、《九成宮》、《祭侄稿》、《寒食帖》為代表的書法藝術，以張擇端、范寬、黃公望、石濤為代表的繪畫藝術，以關漢卿、王實甫、湯顯祖、孔尚任為代表的戲曲藝術。涉獵的結果，要對它們不感陌生，又有自己的特別喜愛。

對于國際間的文化，怎么才能構成“必要貯存“呢？

那么多國家，范圍實在太大。我建議，先把哲學、人文科學放一邊，只記住文學藝術方面的一些名人經典。例如，美術上的達芬奇、米開朗琪羅、拉斐爾、倫勃朗、羅丹，文學上的莎士比亞、歌德、塞萬提斯、雨果、托爾斯泰，音樂上的貝多芬、巴赫、莫扎特、施特勞斯、肖邦。基本是十九世紀之前的，現代太多，須自行選擇。

對于國際間這些名人的作品，不必制定研習計劃，可以用瀟灑的態度隨機接受，只要知道等級就行。

不管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必要貯存”遲早要完成。而且，最后是以欣賞來完成貯存的，使它們漸漸成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這是真正“身上的文化”，比任何最高學歷的疊加，還要珍貴。

必要風范

既有貯存，即非扮演。明乎此，我們就不妨讓身上的文化很自然地顯現出來，不必隱蔽，不必遮蓋。

今天的社會，太少斯文之氣，太少文化魅力。因此，適度地自然顯現，為人們提供一種“必要風范”，倒是功德無量。

那么，這種出自文化的“必要風范”，大概包括哪些特征呢？

我概括為四點：書卷氣，長者風，裁斷力，慈愛相。容一一道來。

【第1句】：書卷氣

身上的文化，首先顯現為書卷氣。

書卷氣已經不是書卷本身，而是被書卷熏陶出來的一種氣質。大致表現為：衣貌整潔，聲音溫厚，用語干凈，邏輯清晰。偶爾在合適的時機引用文化知識和名人名言，反倒是匆匆帶過，就像是自家門口的小溪，自然流出。若是引用古語，必須大體能懂，再作一些解釋，絕不以硬塊示人，以學問炫人。

書卷氣容易被誤置為中國古代的冬烘氣、塾師氣、文牘氣，必須高度警惕，予以防范。目前在一些“偽文化圈”中開始復活的“近代文言”、“民國文言”絕不可用，因為那是一種很低級的“孔乙己腔調”。古文，盛于漢唐，止于明末；現代，美文盡在白話，而且是一種洗去了駢儷污漬的質樸白話。近代的落第秀才、賬房先生學不會這種白話，才會有那種不倫不類的文言，恰恰與“書卷氣”背道而馳。

此外，現代的書卷氣沒有國界，不分行業，表現為一種來回穿插、往返參照的思維自由。自由度越高，參照系越多，書卷氣也就越濃。

必要貯存（3）

書卷氣一濃，也可能失去自己。因此，要在“必要貯存”中尋找自己的最愛，不諱避偏好。對于自己的語言習慣，也不妨構建幾個常用的典雅組合，讓別人能在書卷氣中識別你的存在。

【第2句】：長者風

這里所說的“長者”，不是指年齡，而是指風范。由于文化給了我們古今中外，給了我們大哲大美，給了我們極老極新，因此我們遠比年齡成熟。身上的文化使我們的軀體變大，大得兼容并包、寬厚體諒，這便是長者風。

對一般民眾而言，與一個有文化的人談話，就是在觸摸超越周圍的時間和空間，觸摸超越自己的歷練和智慧，因此覺得可以依靠，可以信賴。這就給予文化人一種責任，那就是充分地提升可以被依賴、被信賴的感覺，不要讓人失望。

長者風的最大特點，就是善于傾聽。這就像在家里，孩子遇事回家，對長者的要求，九成是傾聽，一成是幫助。甚至，根本不要幫助，只要傾聽。傾聽時的眼神和表情，就是訴說者最大的期待。

長者風容易落入一個陷阱，那就是濫施憐惜、即刻表態。一旦這樣，你就成了訴說者的小兄弟，而不再是長者。長者當然也充滿同情，卻又受到理性的控制，決不把事情推向一角。長者風的本質，是在傾聽之后慢慢尋找解決問題的恰當之道、合適之道，其實也就是中庸之道。

因此，長者風讓人寬慰，讓人舒心，讓人開懷。除非，遇到了真正的善惡之分、是非之辨。

那就需要緊接著講第三個特征了。

【第3句】：裁斷力

越是溫和的長者，越有可能拍案而起。這是因為，文化雖然寬容，卻也有嚴肅的邊際，那就是必須與邪惡劃清界線。歷來政治、經濟、軍事等行為，都會以利益而轉移，但文化不會。文化的立場，應該最穩定、最恒久，因此也最敏銳、最堅守。

對于大是大非，文化有分辨能力。它可以從層層疊疊、遠遠近近的佐證中，判斷最復雜的交錯，尋找最隱蔽的暗線。它又能解析事情的根源、成因和背景，然后得出完整的結論。因此，一個身上有文化的人，除了保持寬厚的長者風，還須展現果敢的裁斷力，讓人眼睛一亮，身心一震。

裁斷力是全社會的“公平秤”，它的刻度、秤砣和砝碼，全都來自于文化。文化再無用，也能把萬物衡量。

文化裁斷力的表現方式，與法院的裁斷并不相同。它沒有那種排場，那種儀式，那種權威，那種語言。有時，甚至沒有任何語言，只是沉默，只是搖頭。它可以快速分辨出什么是謊言，然后背過臉去；它也可以頃刻便知道什么是誹謗，然后以明確的態度表示拒絕。

文化裁斷力的最高表現，是在謠諑成勢、眾口起哄、鋪天蓋地的時候，不怕成為“獨醒者”。身上的文化在這種情況下總會變成一系列懷疑，提出一項項質詢。同樣，對于如日中天、眾聲歡呼的人和事，也會后退三步，投之以尋常觀察，仍然以“獨醒者”的冷靜，尋出最隱晦的曲巷暗道，最細微的拼接印痕。

于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即便是一個人身上的文化，也成了一支“定海神針”。這種風范，讓人難忘。

【第4句】：慈愛相

慈愛相，是文化的終極之相。所有的風范，皆以此為軸。

多年來，我對文化人的判斷形成了一個基本標準：不看他寫了什么，說了什么，只看每次民族大難、自然災害發生時，他在哪里，表情如何。遺憾的是，很多“言論領袖”都會在那個時候整體隱遁。當然，也有另一些人意外地站了出來，滿眼都是由衷的善良。

我的好友陳逸飛從來不找我做什么事，卻在SARS疫情肆虐期間突然找到我，破天荒地約我和他一起在最短的時間內做一個宣傳短片，安撫人心。我看著這位國際大畫家滿頭大汗的著急樣子，剎時感動。

我的一名學生，并不熟悉，在汶川大地震后的一個民眾捐款站，一身黑衣，向每一位捐款者深深一鞠躬。多數捐款者其實并沒有發現她，但她還是不停地鞠躬。我看到后心里一動，默默稱贊一聲，真是一個懂文化的好孩子。

我當時也到廢墟之間，含淚勸慰遇難學生的家長，并為幸存的學生捐建了三個圖書館。但由于所有的圖書需要由我親自挑選，時間有點慢，就受到一些奇怪文人的攻擊。這時，一批著名的文化大家立即從四面八方向我伸出援手，寄來了為三個圖書館的熱情題詞。我當時覺得奇怪，他們也不知道事實真相啊，怎么就能作出判斷？但我很快明白了：野熊隔得再遠，也能聞到自己同類的氣息。

大愛無須爭，大慈無須辯，但一旦出現，哪怕是閃爍朦朧、隨風明滅，也能立即在最遠的地方獲得感應，這就是文化橫貫于天地之間的終極儀式。

古人說，“腹有詩書氣自華”。這里所說的“氣”和“華”，沒有具體內容，卻能讓大家發現。可見，它們與眾人相關，真所謂“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文化，就是要讓這種終極性的慈愛生命化、人格化，變成風范。

現今的中國文化，作品如潮，風范還少。因此，構成了殷切的企盼。

在我看來，中華文化的復興，不在于出了幾部名作，得了幾個大獎，而在于由“身外”返回“身上”，看人格，看風范。

讀余秋雨《何謂文化》有感

五一放假三天，百無聊賴，就在家宅起看書，無意翻起了不久前剛買的余秋雨先生的又一部探討文化的新作——《何謂文化》，便隨性翻閱起來。對于余秋雨先生，我始終帶著無尚的敬仰，我欽佩他的人品、文筆、膽識和勇氣，也經常接觸他的著作，他的《文化苦旅》、《行者無疆》、自傳《借我一生》等我都看過不止一次，所以不久前逛書店，看到這本新書，沒怎么猶豫就直接買走了，只想有時間閑下來的時候翻看，以慰藉干渴的魂靈。

對于“文化”，很多時候，我們都有一種很迷惑的感覺。一直認為，所謂“文化”，應該是一種積淀很深的東西，包括約定俗成的習慣、世界觀、價值觀、當然是能夠凝聚其受眾的一種人文財富。而現實中耳聞目睹的那些所謂的文化：企業文化、飯桌文化、酒文化，甚至是廁所文化等等，這些動輒以文化自居的一些東西覺得很搞笑。但搞笑歸搞笑，內心里還是想對文化有一個較為確切的認識。拿到《何謂文化》之后，略略翻一下目錄和序言：這本書不過是他的一些演講、文章、碑文和一些翻譯的合輯，跟他之前的一些書籍不太一樣。

全書共分為四個部分：學理的回答，主要是他的一些演講；生命的回答，主要是他對一些名人的追憶；大地的回答，主要是他寫的一些碑文；古典的回答，主要是他對一些古文的翻譯。由于閱讀時間充裕，加上沒有什么雜念和負擔，所以看得很仔細，獲益匪淺。

在本書的四個部分中，我覺得最有價值的就是第一部分“學理的回答”了。這一部分主要收錄了作者的幾篇講稿，受眾分別是聯合國的各位文化官員、大學生、教授以及市民。雖然是演講稿，但仔細看下來，發現都是作者對文化的敘述，足見他對文化有深入而獨特的領略。

我一直覺得，文化是民族存在于世上的標簽，如果一個民族的文化消亡了，這個民族也沒有什么能讓這個世界留戀的價值了，正如波斯文明和埃及文明，如今的波斯人和埃及人，在大家眼里應該都是阿拉伯人了吧。因此，我也認為民族要維護其在世界的存在感，必須要努力維護自己的文化，當然，這種文化不是固步自封，而是保持自己的文化的獨特性的同時積極吸收其他文明的有益元素，并努力修正自己的文化中的不足。正如我們的文化，在保持自己儒釋道一體文化的獨特性的同時，也要摒棄傳統的人治觀念、愚民觀念，吸收西方文明的法制思想、人權思想，以達到“中體西用”。作者在演講中提到的“文明沖突論”，將所有沖突歸結于各種文化的沖突，他的反駁發人深思。在看本書之前，我也認為當代世界的沖突本質上也是不同文明的沖突，因為不同文明的凝聚力和排他性，文明之間會有對各自意圖的誤判，導致了許多國家之間關系的緊張，正如“中國威脅論”，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緊張。但看了作者的演講之后，我又有了一種新的認識，按他的定義，所謂文化，是一種包含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態共同體。它通過積累和引導，創建集體人格。從這個觀點出發，所謂文化也不是多高深的東西，它也存在于我們日常的生活當中，用禮儀的方式來規范每個文明圈的受眾，大家不知不覺的被其引導。因此，所謂文化的沖突，底層民眾不是很容易覺察得到，他們只是會覺得對方的飲食或習慣很奇怪而已，并不會上升到文化的角度來思考。并且，對于一些文化交匯的地方，不同文明圈的人也可以很和諧的生活在一起，并不會因為彼此的生活習慣不一致而有所沖突。而現實世界中各個國家之間的矛盾，如中日韓的`沖突、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沖突、阿拉伯世界中什葉派和遜尼派的沖突等，很多人會不自覺地將其歸結為歷史原因，其實仔細思考，這其中也可能是存在著不同文明間的沖突，但也正是這種沖突，也使得各個文明能夠互相包容、接納，最終融合成一種新的文明。正如西漢末年入土中原的佛教，佛教剛入中原的時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也遭過本土文化的極力排斥，歷史上幾次大的佛道論戰足以說明，甚至連當時的政府機構也牽扯進去。()但儒釋道互相糾纏了上千年，竟然慢慢都成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以至于后來許多文人都是儒釋道三修。當然，這與中華文明本身就是一種比較包容的文明密不可分。當代世界，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教世界，都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礎上，排他性都比較強，所以雙方的沖突會特別激烈，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相信雙方會慢慢找到一個平衡點來互相接納、改變。但是面對這兩種文明的夾擊，我們的文化該怎么辦？它有沒有足夠的生命力來包容它們？還是會慢慢被它們消化？這是我們國家的學者現階段要考慮的問題。

當然，通過對比和學習其他文明，我們的文化中多少也存在一些問題。所幸作者提出的一些問題目前也都被大家所漸漸重視，我覺得可預見的未來，這些問題會慢慢解決。但在反觀當前我們社會的時候，作者提出的問題倒很有意思，就是民粹主義和復古主義。所謂復古主義，顧名思義，其實也是有傳統的，中國的文人向來都有厚古非今的傳統，但當前確實做得有些過了，所謂厚古，并非是古代的一切都是好的，無論是服飾、語言、禮儀、還是觀點。這種風氣確實會誤導廣大青少年，畢竟社會是向前進的。相對這個而言，另外一個更為嚴重的是民粹主義，所謂民粹主義，我是不了解的。但看作者的說法，也略知一二了。作者說民粹比專制更可怕，因為“專制可以讓人向往民主，而民粹則讓人誤解民主”，看看如今社會上的亂象，確實如此。因為一些人，原本飽含贊揚色彩的“公知”如今都成為貶義詞了，有時候連我也懷疑民主有沒有那么好。

總而言之，這本書給了我許多不同的視野。這本書所講的內容，深入淺出，又發人深省。可以說，這本書已經讓我對文化有了一個基本的認識。

余秋雨的何謂文化讀后感

連著幾日大雨，無法安然勞作，一時無聊透頂，便隨手在書架上拿了本書準備掃掃盲。書拿到手一看——是余秋雨大師的——《何謂文化》一書。

此書剛買不久，因諸事繁多且雜，沒能在書到手第一時間即看。又因我現居農村，買東西極為不便，此書還是托友人在重慶書展時買下寄予我的。書價不菲，還好包裝不錯，書也厚重。

打開書頁一看，的確，內容也很厚重。余老惜言如金，開篇即奔主題——何為文化。沒想到如此厚重的一本書一日光境便被我收入腹中。我于是又開始起了漫長的消化吸收這何為文化之路。

說實話，活這多年，我還從未認真的思考過這個問題。或者說，在此之前我完全沒有想過文化到底為何物這一話題。雖然我本來就不算“文化界”里的人。當然了，以我的資質，也許根本就沒有資格把這個話題經深思熟慮后再發上幾句無關痛癢的蹩言。但我還是想文案，也算是一個生活于人類生活最低層的人的個人對文化的感悟和看法。

【第2句】：對于何為文化這個話題，用余老自己的話說他“決定用最誠懇、最隆重的方式來試著回答”。從內容上看，他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還很認真、也很仔細和耐性。

接著，他從四個方面全面的闡釋了他內心的“文化”之所有內涵與范疇。這四個部分如下：

【第1句】：學理的回答；

【第2句】：生命的回答；

【第3句】：大地的回答；

【第4句】：古典的回答。

至此，我突然發現，要系統的解釋出“文化”這兩個字的內容所涉及的方面實在是太多太復雜了。

余老對“文化”的定義據他自己說“可能是全世界最簡短的——文化，是一種包含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態共同體。它通過積累和引導，創建集體人格。”這就是他所擬定的文化涵義。馬上，他又通過一樁跨國婚姻在“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上引出了“文化差異”。而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他卻因草草收筆而使我未見諸端。

“精神價值”為目前可知的唯一高等生物——人類所獨有。我想這是余老之所以第一個詞語便用這“精神價值”的原因——這是他將要談到的文化的側重點，原因很簡單，目前人類可知的只有人類才有文化，亦只有人類才懂得這“精神價值”為何物。

那么，什么叫“精神價值”呢？可惜，余老他沒明說。于是我只能自己猜測。我猜，這個“精神價值”應該是囊括了人類除物質外所有的人類活動中在精神層面上的東西。具體可以指向為：個人修養和個人品格。個人修養又可細分為個人習性、個人學識和個人技藝，個人品格也可細分為個人對待生活的態度、個人道德和個人人格。初一看這書名時就想著：何謂文化？文化，應該就是一切與文字有關的東西吧。到現在才知道我對文化的理解是如此之膚淺。沒有“精神價值”的文字最多只能稱為文化的載體之一——文字而不能稱為文化，這正如一個沒有靈魂的`人只能稱其為行尸走肉般。

“文化差異”是最能體現人類在“生活方式”多樣化中又有著許多不確定因素的境況下是如何凸顯并定性成為一種文化意識形態而被我們加以隔離和區分的。

想知道什么是“文化差異”就得回到文章的開頭看一看余老對文化定義的那段話的最后了——沒錯——正是集體人格。象征一個民族的文化，或象征一個國度的文化都是這個民族或國度的集體人格通過長時間的積累、沉淀并溶合后的呈現。例如我們說到古希臘文化，就會馬上想到藝術、哲學、優雅和民主等等以形容這種文化的字眼；當我們說到中國文化時，就立刻會想起老、孔、孟、莊、墨和中庸等等形容中國文化的字眼；而當我們說到古埃及文化時，第一想到的便是“法老”、“金字塔”等等透著神秘和森冷的文字。當此三種文化湊在一起，便形成了色彩鮮明的差異，這便是“文化差異”。那么這種“文化差異”是如何形成的呢？——答：“生活方式”的不同。所以這個“生活方式”所飽含的東西也不少。因為“生活方式”的不同，自然這些差異也不同，而差異的不同之中還有因各種差異不同而形成的差異。比如法國和英國，雖然都是歐洲國家，但他們間的文化依然有差異：法國人講究浪漫邂逅，而英國人則注重紳士之風。正所謂“差之毫厘，謬之千里”便是此理也。

這樣一來，我們就有了這樣一種迷惑：即我們在用前人遺留下來的“精神價值”建立起的“集體人格”描述現在因“生活方式”的不同而產生的各種有著“文化差異”的“文化”。而我們將要形成的“集體人格”又將通過我們現在仍然在“生活方式”上的不同來定格未來有著“文化差異”的“文化”。繞了一圈，又回到原地。但有一點不能忽視，那就是我們的未來文化取決于我們現在的“精神價值”之決擇和我們為“精神價值”所付出的具體行為。

關于“積累”和“引導”我想不必再費言辭一一論述了。很顯然，“積累”是一個過程，需要時間的凈化和查驗。在時間的浪淘面前，一代代人誓死追隨的“精神價值”才會被打磨得清晰可鑒，經過時間玩味的東西方才值得我們去捍衛與保護。至于“引導”，則需要真正有前瞻性眼光的智者在前面打著火把耐心引路，我等一干隨從才敢大步向前無畏的邁進。“引導”者是個危險的差事，冷不丁的就會有人從后面或側面或不知哪里冒出來給智者一個措手不及的痛擊，輕者致死智者放棄理想，重者陷智者于萬劫不復之境地。我們應該慶幸并感謝上蒼，在我們這個社會里，還有著這樣的一群人在為人類未來的出路探索方向且如此的嘔心瀝血的在路上步履蹣跚艱難行進著。他們的偉大光輝和真誠、渴求之夢我相信總有一天會可照日月。

論述中，他把人類獨有的“精神價值”做為側重點，“生活方式”是對“精神價值”具備不確定因素的總結，“積累”和“引導”是人類在進化過程中所采用的辦法與方式。如此一來，經過前面的幾道工序加以時日，自然就能達到“集體人格”的目的。

他用學理的回答肯定了“精神價值”對人類的重要性；用生命的回答舉證和總結了在各種不同“生活方式”中的不確定因素下依然堅持著傳播人類“精神價值”的可歌、可貴和可敬；用大地的回答證明了人類在文化進化過程中所“積累”的“精神價值”的力量和滲透力。而古典的回答則證實了在前人的“精神價值”的不斷“引導”下“集體人格”所散發出的炙熱的光芒……

總的來說，余老這個對文化的定義主要目的是在人類獨有的精神價值上看到了受不確定因素影響的各種生活方式（包括由此而帶來的各種文化差異），他希望通過生活經驗的積累后，再以主觀上正確的引導來控制和把握住文化的方向，從而將人們帶入到他所描述的集體人格之中。這種集體人格進一步提升就將變成未來一個民族的圖騰和一個國家的形象。

可以說，文化包括了一切人類活動的所有范圍。不管這些活動是美是丑、是善是惡，對人類有利還是有害，都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人類文明的象征，它一直靜靜的或躺、或坐、或臥、或立在那里，等待著我們去一一書寫、補充和牽領。也正是因為這樣，余老才不遺余力的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引導人們的“精神價值”，以期達到他希望迸發出的撼動山岳的崇高的“集體人格”。

這樣一來，我便有了與余老不同的對“文化”這兩個字新的定義了。

那就是:文化，是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對生活活動軌跡的記錄與解釋。是對人類文明的闡釋。它是人類唯一不確定性的難以掌控的東西。

人類的生活活動包括了人類在進化中的生活感悟（比如發明語言、積累生活知識）、生活經驗（比如種植、養殖）和生活創造力（比如人類發明的倫理道德、人文科學與各種提升人類生活質量的工業技藝）。生活軌跡的記錄和解釋便是人類文化的“積累”。文化對人類文明的闡釋中有著所有的“集體人格”。生活感悟產生了“精神價值”；“生活方式”本就存在于“生活經驗”之中；生活創造力正是生活“積累”后將產生的“集體人格。”一定有人問，“引導”這么重要的環節去哪里了？不好意思，這得取決于政黨和那些站在文化最高處的選擇了。

到快完成此文章時我又突然發現，一向以懶惰為優點力求在寫文章時只圖簡短的我居然寫了這么長一篇讀書筆記，還是一氣呵成，這于我來說的確是一個不易。正如余老花費如此多的文字來講清文化為何物一樣不易。只是，我沒有他的高尚情懷，他寫此書的目的是為想搞懂何為文化的蕓蕓眾多的菁菁學子們解惑——正如他在書中提到的——他對文化的終極目標——通過文化來創建人類的集體人格。

而我，只是其中一無名小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