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在父親面前唯一嬌憨的表現，就是下班進家門后，端起父親早就泡好的茶，一口氣喝到底，然后用眼睛瞟著父親，得意地往桌上一放。父親就很配合地假裝不滿，說：“看你咯，把茶喝得精干的，又不對起，等下要喝又沒有。”父親說完，又起身去幫母親給茶續水。

母親一生最不喜歡照相，一發現鏡頭對著她，就總用手遮著臉，半羞半笑地說：“丑死了，照什么。”老年，她卻極愛給父親照相。她覺得父親真是長得好，年輕時眉目俊朗，英氣逼人，老了面目清和，風度從容優雅。她說了一句恐怕是她這輩子說過的最有文化的話：“你爸爸現在有出塵之姿。”這話說得極好，卻常被我們拿來調侃她：“媽媽好有文化啊。”我們拿母親打趣，她從來不惱。我們家，母親的學歷最低。我的外公在新中國成立前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地主，鄉里廣有良田，城里還有藥號。但外公最為驕傲的卻是家族里出了幾個讀書人，據說老家誰都知道“彭家大屋”“彭葆元堂”，外公家還曾有過御賜的匾額。后來，外公差一點被斗死，財產被分掉。母親那時剛剛初中畢業，便失學了。已在大學當教員的二哥把她接到長沙，供她讀了一個郵電學校。母親19歲時，在長沙市郵電局當了話務員。

父親這樣描述第一次見到母親時的樣子：“你們的媽媽，那時候好姿勢呢，穿一件白底帶小紅點的連衣裙，一雙紅皮鞋。長辮子，頭發黑得照人眼睛。”母親皮膚白晳，身段苗條，一直到現在，74歲還像少女一樣體態輕盈。母親卻自認為長得丑，不愿意聽人家說她的兒孫們長得像她。她說：“莫講長得像我，他們不高興。”可是，父親晚年最津津樂道的便是，他跟母親一起出去，別人怎樣夸獎母親衣服穿得“姿勢”，頭發如何盤得好看。長沙人夸女人有氣質、有風韻，喜歡用“姿勢”這個詞。“好姿勢”是父親最喜歡用來形容母親的詞。

父親30歲時第一次見到母親，請她看刀美蘭的舞蹈晚會。當時父親是解放軍的大尉。部隊里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只有營級以上干部才能談戀愛。母親那年剛20歲，已入了黨，無憂無慮，快樂得像一只小鳥。母親初一看到父親，心想：“好黑，像一個印度人。”又想，“好老，大了我10歲。”可是，她很快嫁給了他，不久又放棄自己的職業，當了隨軍家屬，跟著父親不停地遷徙換防。每個地方住個一年半載，好不容易熟悉了環境，就又走了。我最早的記憶就是在漆黑的夜里，母親抱著我擠在軍用卡車里顛簸，黑暗中聽到大人們壓低聲音說話，聞到車里各種奇怪的味道。因為部隊保密，連母親都不知道自己將要去什么地方。她也習慣了這種生活，早上起來不知道晚上會在哪里睡覺。

1968年，父親被隔離審查，3年沒有回家。母親帶著我們兄妹3人在桂林生活。我和妹妹小，對父親長久不回家渾然不覺，哥哥大一些，問母親：“爸爸為什么還不回家來？”母親回答：“爸爸出差了。”哥哥自言自語長嘆一口氣說：“爸爸出差這么長時間啊。”不久，我們家被抄，家里的書全部被丟到院子中間，一把火燒掉。母親很平靜，把我們3個護在身后，站在火堆邊看書頁在火中翻卷、變黑、成灰。后來我們才知道，母親把父親最珍愛的一套書早早地藏了起來，那是1914年上海石印版的《紅樓夢》，王希廉、蝶薌仙史的增評加批圖說本。母親很聰明，給這套書用藍布做了一個封套，就這樣被我們帶到父親下放的農場。我們住的是茅草屋頂的土磚屋，這套《紅樓夢》就安全地放在土墻邊的小藤書架上。我在小學五年級時，一點一點地把它偷看完了。

父親被隔離審查的那3年是我們家最艱難的日子。母親被逼著與父親離婚，離婚申請書都幫她寫好了，只等她簽名。母親流著淚，輕聲說：“我們是一家人，死都要死在一起。”父親后來被下放農場勞動改造，母親松了一口氣，帶著我們兄妹3人陪父親一道，先坐火車，又坐汽車，再轉馬車，到了一個農場的生產隊。

父親勞動改造那幾年，母親在我們心中就是“仙女”。她是黨員，又沒有政治錯誤，被分配在分場場部工作，工資照發。母親很快交了許多朋友，不知從什么地方弄來各種稀罕的食物，讓我們吃得極好。有一次，母親喊哥哥和我一起從分場抬回一副完整的豬骨架，從豬頭一直到豬尾巴。那是6月的一個傍晚，兩個小孩一個抬豬頭一個抬豬尾，走在小河堤上。星星一個一個從顏色越來越深的天空中跳出來，我們默默地走。小河堤兩旁有不少野墳，天漸漸黑透后，星星越來越亮，野墳上開始閃起一朵朵幽綠幽綠的鬼火。人走過帶動空氣流動，鬼火好像也跟著我們走。我們不知怎么的，也并不害怕。那幾年，我們吃過各種野味和河鮮。母親說我們還吃過河豚，是爸爸做的。這些我不大記得了，但我記得吃天上飛的東西時，總不時吃出幾粒鐵砂，那是打飛禽時用的子彈。

父親和母親很恩愛。母親并沒有顯出是比父親小10歲的嬌妻，相反，她不但時時照顧父親，在他艱難的時候陪伴、支持他，甚至在他被人欺負的時候還保護他。母親在父親面前唯一嬌憨的表現，就是下班進家門后，端起父親早就泡好的茶，一口氣喝到底，然后用眼睛瞟著父親，得意地往桌上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