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個礦區，是煤礦、金礦的礦區，金礦沒有的時候，我爸爸就開始挖煤礦。你知道，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行業，在早期整個社會福利制度還沒有健全的時候，礦區是一個充滿災難的地方，我常常覺得我們那個礦區是制造孤兒和寡婦的地方。

我很怕故鄉的冬天，很多霧，冷冷地坐在學校上課，常聽到礦務所敲緊急鐘，當當當，當當當，然后開始廣播幾號礦出事。假設爸爸剛好是在那個坑，我在教室里面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心里拼命祈禱，不是我爸爸，不是我爸爸。可能外面還在叫，我們還是默默地在上課，老師也會故意把窗戶關起來，怕受影響。等一下就有一個老太太——很會辦喪事的一個老太太，那感覺就像一個死神，她喜歡穿黑衣服，頭發就綁在后面——從霧里面穿過來，從遠遠的地方走過來，我就祈禱，不要叫我。然后她叫某個小孩的名字，說“阿中，來接你爸爸回家”，就看到一個小朋友收書包，開始哭，出去，全場安靜——那樣的畫面讓人永生難忘。你當然會覺得不是自己，有一種慶幸，可是你一下課馬上就會往坑口跑，所有人已經開始受不了了，你可以想象那種場面嗎？小孩子跪在前面開始燒紙錢，一堆人哭，大家討論怎么辦后事，有時候是一個，有時候是很多個。你哭不是因為他父親的過世或是人的死亡，而是再過幾天這個同學就不會再跟大家一起上課了，因為他可能就要去投靠親戚，甚至去城市里當童工。

在那樣一個礦區，每個人都知道這個行業危險，每個人都知道明天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人們學會一件事情叫互助。村子里如果刮臺風，屋頂被掀掉，第一個被修的肯定是寡婦家，因為大家都去幫忙。雖然礦區的生活很辛苦，但大家會珍惜人跟人之間的情感。我年輕的時候看過一本書，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每次看都很感動，我覺得我們那個村莊基本上就是一個很窮卻非常完美的社會的縮影。在那個村莊，男人不是阿伯，就是叔叔、阿公，女人不是阿姨，就是姑姑、阿嬤。

小孩子端一碗飯，就可以吃遍全村，但是同樣，你只要做錯一件事，就會被打三次。有一天我只是在路上轉彎處小便，伯伯過來，看到就一推我，說：“你怎么在路上小便，女生如果看到多難看！”我那時候只是小學二三年級而已，當時就被打了一次。時隔半年，有一天那個阿伯跟我爸爸在樹下聊天，看我走過去忽然間想起來了，說：“這個小孩有一次在路邊小便，我打過他一次。”我爸爸就說“過來”，然后啪啪啪，又打一次。一年之后，一次他太太去洗衣服，碰到我媽媽，她突然間又想到了：“我聽我先生說，有一天那個誰啊就在路邊小便，我先生打過他。”回來我媽媽二話不說，竹竿一拿就啪啪啪地打。

那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你的喪事，大家是真心地悲傷著；你的喜事，大家真心地替你開心。年輕的時候，人跟人之間是這樣一種情感，就會期待走到哪里都遇見這樣的人，希望你所處的社會就是這樣的社會。可在城市卻不是，在臺北，人跟人對面不認識，樓上樓下不認識。那種防備、不信任，很詭異，我無法理解這樣的社會。

這個村子消失36年了，我父親去世是1989年，他是礦工，矽肺，五十幾歲生病，六十幾歲受不了，自殺了。那一天我弟弟先回去照顧媽媽，我在那邊處理后事、應付警察，因為是非自然死亡。我回到村里差不多晚上10點多，狂風暴雨，我弟弟回去時已經通知了叔叔伯伯。我晚上10點鐘送爸爸的遺體進門的時候，所有叔叔伯伯已經在那邊跪下來——他們來自各地。

第二天治喪的時候，我弟弟說爸爸曾在夜里講，他的喪事即便是半夜通知他的朋友，他也自信他的朋友都會來。我爸爸還交代扛棺木這件事，叔叔伯伯都老了，都有矽肺，所以我們要雇人來扛。我有個叔叔就說，這種事情你不要煩了。

出殯那天，叔叔伯伯很早就來了，每個人自己拿草鞋來穿，草鞋上套著白布，意思是要扛棺木上山。從我家到平路路面有20級臺階，我是長子，要捧牌位在前面走。我在那邊大哭，我哭不是因為我爸爸，在我爸爸生前最后一個月，該哭的我都哭了，我是看到十幾個叔叔伯伯，六十幾歲，都是矽肺，皮膚蒼白，腿瘦瘦的，使勁抬腿上去，肌肉收縮，我看到十幾雙腿在抖，心里想我這一輩子如果有這樣的朋友，即便什么都沒有做，也很自豪。

我對上一輩那種情誼、人跟人的真情很珍惜，所以在城市里會受不了，覺得這群人是寡情的。經過最重、最濃密的情感之后，你再去一個地方，會沒有辦法把它當作你的故鄉、你的樂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