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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發展趨勢分析 未來中國社會發展趨勢篇一

導言 見筆記本

第一講 社會身份與集團角色

社會身份——主要討論的是在社會中扮演的公共角色。

幾個關注的問題：

1，集團的身份和角色

比如說，士紳的消失——是消失還是轉化？

2，權力的分化和結構的關系

比如說士紳和官員的權力是怎樣分布的？——中國基層政府行為與士紳階層的消失的關系。在傳統社會，國家和士紳的權力的功能、類別、分化，治權領域的分化。是集權還是分權？

參見費孝通對于這一問題的看法。《皇權與紳權》

中國租稅關系復雜，農民起義時抗租還是抗稅，需要區分看待。

3，官僚和君主的關系 韋伯對于官僚的看法，把官僚放在現代化過程中來看待，他對比的是官僚制與其之前的統治形式——君主制的關系，探討在從君主制向官僚制轉換的過程中發生了哪些變化。

官僚除了服務于君之外，還增加了新的服務對象——民，因稅收的產生，君主與貴族富人形成對立，最終達成協定，引進官僚系統來執行協定，最終形成“君主——官僚——國民（富人貴族）”的管理模式。國家作為一個政治機構發生了轉型。

韋伯討論的理想類型：隨著時間發展，君權和官僚集團的權力發生分化，君權——》政客，關心權力的獲得，通過交易來處理權力，代表支配性利益團體的利益。官僚集團——》公務員，中立于利益團體等沖突派別，穩定于專門的程序，根據資歷、考試、技能產生和晉升，服務于國民。雖然官僚系統最終變成一個黑洞，但這一發展比起君主制仍是一個進展。在一些國家，政治變動可以頻繁，但國家管理仍井然有序，原因就在于此。

參《叫魂》，孔飛力在韋伯的框架下探討中國官僚和君主之間的關系，一定程度是挑戰了韋伯的理論。專制權力（君權）與常規權力（官僚）在中國并非不能共存，而是相互依賴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主子和臣之間的關系，君依賴于臣的原因是信息的獲得而膩煩與細節，另一方面卻對臣權感到不安，因此常通過超越常規權力在社會底層發起運動來重塑權威。臣方面由于沒有安全感，采取“跟人而不跟規矩”和消極作為的作風，充分利用自己舉薦的權力來編制保護網。君臣運動你來我往，循環往復。這就是為什么在中國，政治問題可以被定義為行政問題，行政問題也可以被定義為政治問題。薦 金耀基；行政吸納政治——香港

閻步克

4，知識分子

成為皇帝的老師——古代知識分子的最高追求，古代知識分子沒有專業分工，而是高低地位差別。對于文科知識分子（師，圣）是掌握規范性知識的人，與自然科學知識分子（匠）有著不同的角色定位和期待。

對近代知識分子角色轉變的幾大影響：

革命時期，近代知識分子的分化，一些投身于革命，一些跟隨某些政客。革命使得知識分子的身份發生轉化，從“圣哲”到“救國”，從“啟蒙”到“革命”。權力和分派取代了知識和自由。李澤厚對此曾進行批判，救亡壓倒啟蒙。

解放后的政治運動。

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對于知識分子產生沖擊，知識分子的角色定位不再是“大師，圣哲”，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發生巨大分化。擁有圣哲目標的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越來越少，并且知識分子共享的價值目標不再專一。技術性增強，政治性淡化。

多元價值

專業分工 市場化 ——》知識分子的變化

第二講 社會組織

重點：中國社會組織的特點和變化，中國社會組織相對于現代性的組織有什么特點？

1，《國家與社會革命》：中國傳統社會的特征 ——農民村社

中國的基層社會組織是農民村社，其基本特征有三：擁有的土地邊界十分清晰；抑制個人的土地擴張；限制資源的流動。

2，韋伯——家長制（亞洲社會）

第一點談到的主要是對外關系的特征，對內關系的特征主要是家長制，包括如下特點：獨一無二的權威人物，一般是實物性而非貨幣性的報酬，權威人物往往是獨裁者，是一種個人化的支配關系，森嚴的等級制同時又帶有家長的溫情。

3，許鋃光——初級組織與次級組織

研究的視角主要看支配性的組織是什么，是初級組織，次級組織還是轉型組織？ 初級組織和次級組織的對比：時間性，初級逐步發展為次級。性質上，初級組織是一種個人化、等級制的關系；次級組織則是非個人化和非等級性的。中國社會基本上沒有發展出標準的次級組織，主體是初級組織。次級組織是民間的、非親屬性質的、自主發展的組織。

中國清末曾出現過次級組織，比如一些自愿的士紳集團、學徒組織、教會、同鄉會、茶館等，但后來的革命掃除了這些組織，最終被自上而下的統一的組織代替。在美國，公民與國家的關系與中國不同，其中次級組織起到很大作用。為什么次級組織能夠發展出公共利益？

費孝通“差序格局”，親疏有別，派系和關系結構發展，造成不同派系中間的結構洞（structure hole）和具有橋梁作用的人。中國的忠誠在于“跟人”而不是跟“某種原則”，但是“跟人”是否也能看作是某種原則。比如群眾忠誠于毛，還是其思想體系和原則。

4，庇護關系 參見《禮物》。網狀結構，上下級之間“照顧、優惠、保護”與“忠誠、服務、禮物”的交換形成的庇護關系網，相互都有特定的責任與義務，二者是“不平等的友誼”，但整體上是互惠互利的，提供各自所有的資源，交換自己所需的資源，是一種工具性和依賴性的關系，追隨者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聯系對方，而非是因為同意對方的觀點，因此是對人不對事的。這種關系是強調信用的，不能容許背叛。給予和要求幫助都是具有正當性的。這種組織的形成，并非由于共同的信仰，而是由于各自對資源的需求，這種關系是以個人身份組織起來的關系，團結性和內聚性很高，因此組織化程度高，中心人物的動員能力也很高。這種組織體系可以有效抵抗來自外部的掠奪。

庇護關系vs現代性的公共關系： 個人

非個人 特殊主義

普遍主義 工具性

價值、意識 非正式

法律化、正式 私下

公開 內聚

松散

等級性

職位分工（？美化）

5，組織化依附

《共產主義新傳統》，國家通過工廠來實現對社會的控制，國家通過它將權力滲入到社會基層，由此達成自上而下的一統制。如何實現？工人對工廠的組織化依附。

舊傳統vs新傳統，以1949年為分界：上下分離，士紳控制基層vs國家將權力深入到基層，從上而下控制社會。

的意見與他不同，“蜂巢政治” ——》第6點

6，非正式組織 傳統組織的現代性與現代功能 第三講 社會關系/結構

一，公共關系與私人關系 林南在美國（現代）、臺灣（中間）、大陸（傳統）三地廣發問卷，試圖了解三地人際關系的共有模式及差異所在。

邊燕杰研究：工人過節去哪兒送禮？能接觸到哪些人？

1，西方思想中的重要部分，類似于國家、社會等。

這些研究都得先搞清楚公共關系與私人關系。——》為什么總是二元分制，如公共、私人，國家、社會，普遍主義、特殊主義？因為中國哲學是整體性的和諧的哲學，西方哲學則是斗爭性的哲學：現實本身和設置的理想社會之間的斗爭，正是設置了這種差別，現實向理想推進，才能夠前進。如：理想國。

2，公共與私人：

公共——對整體的。大家都可以接近、共享的，不排他的，無區分的，正式的，有共同的規則。

私人——對個人的。排他的，有權利限制，隱蔽的，收斂的，封閉的，非正式的，部分的。

在中國，公共與私人的定義（觀念）與西方不同。一個例子，市政府檔案館進入要求介紹信，因為檔案館是公享的，在這里，“公共”的涵義與一般的涵義即“不排他性的”，就不一樣了。

3，公共關系與私人關系：

公共關系——符合“公”的條件的關系。私人關系——符合“私”的條件的關系。

二者的關鍵區別在于中心決策點不同：決策點是某種大家共同承認的規則（通常是法律）還是私人？西方學者強調私人關系的發展對個人的保護性作用在于避免強權干涉。

社會學關注的重點是公共關系。韋伯認為，公法與私法的區分是現代社會法律的重大進展，它明確了不同領域的規則。

4，社會關系的中立化是一個明顯的趨勢

雖然現代社會中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邊界經常移動，但公共關系變得越來越重要。如何評價現代社會的去個人化？它是一種進步，因為使人擺脫了對于其他人的依賴，由此擺脫了他人對我們的控制。私人關系僅僅是內在的、情感的表達，而公共關系更是基于責任、權力的關系，因而更需要保護。公共關系具有功利性和工具性，“具體是誰”并不重要，私人關系則是個人感情和表達的需要，“具體是誰”很重要。

二，在中國，公共關系和私人關系的混合

這種混合有兩個特征：1，規則通用？2，私人關系可擴張到公共關系，用于公共生活；同時公共關系也可擴張到私人領域，兩者邊界十分曖昧。——》負面影響：利用公共關系為私人牟利，也可利用私人關系為公共事務服務。由此造成的不公正性更大。正面影響：可通過私人關系來服務于公共事務，如在鄉村社會。三，鄉村社會的人際關系

波紋型的同心圓。越近中心，越是表達性，不需要送禮；越遠于中心，越是功利性，越需要送禮。——》越往外，越被迫。例如，林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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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四，公共關系

1，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中的公共關系有哪些發展？

的論文認為，在改革開放之前，財富占有基本比較平均，主要集中在公用的機構，由干部掌握再分配權力，如房子、工資等，社會主義制度的平等計劃使得人們的差別不大。進入市場經濟后，財富的再分配權發生變化，主要分配由市場來進行，干部群體的分配權力弱化，nee預言，當時和未來，干部群體的身份和地位弱化，即掌握政治資源的這些人地位下降。而生產者（包括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相應上升，他們地位將逐漸強大，占有財富。中國的社會轉型理論：nee的3個結論——再分配經濟vs市場經濟

1）資源分配權力變化。改革開放后，再分配權對資源的控制力減弱，勞動力和商品的價格不再由權力掌握，而是由市場掌握，權力的地位下降。2）市場動力發生變化。再分配經濟缺少動力，缺少激勵機制，（這個觀點受到多方批評），競爭的目標是獲得權力，而非創造性的競爭（知識、利潤、技術等），也沒有保護產權的激勵機制。改革開放后，生產者的收入增加，中國的報酬體系慢慢流向“優秀的人”手中。

3）機會結構發生變化。改革以前，唯二的選擇——干部or群眾，當權者壟斷性的權力，機會結構只利于有權者。改革開放以后，壟斷性權力減弱了，其他的機會選擇增加了，社會中出現了很多新的角色，現在的機會結構更加多元化。普通人的機會、動力、地位增加，有權者則相反。

由此，nee認為，中國發展的走向是由再分配走向市場，再分配中的獲益者和市場中的獲益者是相互弱化的，從公共關系來講，是一個互克的關系。

對nee的補充：干部和農民由于共具的某些因素（知識進步，學習，見識）可能都在增加獲利機會等。

2，相反意見，對nee的批評。

walder認為，nee不了解中國。他的基本觀點是，中國的轉型經濟雖然發生了類似于nee陳述的變化，但重要的是，這些變化并未削弱，反而鞏固了國家權力（再分配權力），而非互為弱化的關系。社會財富在哪里？查看國家支出和民間支出的比例，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比較。

solinger類似于walder的看法，提出“新合作機構。”中國商人和外國商人的不同，中國商人缺乏自己的來源等，必須依賴于國家、政府。3，社科院陸學藝，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階層調查與公共社會關系的變化。十階層論，哪個階層掌握著最多的資源？

第四講 社會行為（主要針對中國）

一，情景優先/導向

在不同情景下，與權威的交流不同。中國人法律的判決是據情景而定，依賴于當事人之間的關系、身份以及法官對事件的看法。——》由此造成的批評：中國很難建立法制。

也有學者認為，這種情景優先導向在中國社會正在弱化。

??邏輯關系？兩起案件：父母和子女之間聯系的紐帶是血緣or行為？

二，情感提升

情感提升意為：盡可能地通過一種方式來調動人們的情感。

一位西方學者的觀點：毛澤東和蔣介石的區別在于，毛很善于在自己的行為中注入情感，而蔣在公眾面前則不顯露情感，顯得很拘謹，因此毛比蔣更容易貼近群眾。和遠離大眾的精英不同的是，毛在情感上貼近大眾，喚起和激發大眾同樣激烈的情感。在根據地、土改運動中，經常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為群眾演戲、訴苦和控訴的方式來激發情感，用這種方式將群眾壓抑的情緒抒發出來，以此加強了和群眾的親切感。這個模式持續到后來，變成重要的歷史經驗，成為中共的法寶，在極度惡劣的條件下，他們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宣傳性的鼓動性的工作。美軍的軍中娛樂為打撲克消磨時間等，而中國軍隊則有龐大的文工團。——》共同生活中的情感提升。

國民黨的培養重點則精英化，沒有那么貼近民眾。在西方，情感則是和理性對立的，是非理性的一個部分。

引申：《山楂樹之戀》中“純情”與歷史背景的反應，《杜拉拉升職記》電影改編失敗在于只抽離除了個人的感情。優秀的影視作品在于透過個人的感情來反映社會和歷史，如《平凡的世界》——》我加的~·~ 個人的情感是和社會、道德、經濟、乃至政治的背景聯系在一起的，為什么主角可愛、能夠吸引人？生理上的東西是可以不斷被替代的，精神上的原因則是不可替代的。主角相互吸引，走到一起的原因和由來，命運背景是什么——如《斷臂山》。中國的文學作品都比較少地關注這一點。

三，關系依賴

一位西方研究者認為，中國人在私人關系中，情感反而不如關系重要。中國人能利用家庭成功地做成很多事情，尤其是獲得經濟上的利益，這在西方是做不到的。最為不可思議的是，中國人能成功地使得家庭成員、家族成員進入一個企業。利用私人關系來促進經濟上的成功，這有什么機制？

在中國基層的集體化，表面上的集體的，然而實際上是非正式私有產權的發展。宗族網絡在中國的發展最主要的是推動私營企業的發展，市場、信息、集資、雇工、核心決策層很大程度上都來自于親屬。宗族網絡和私營企業的共變關系非常明顯。

由此他認為，私人企業能夠存活下來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和地方官員的曖昧關系，而是家族的網絡資源。私人企業越和地方官員關系密切，則越是發展不起來。反之亦然。

在中國，強關系和弱關系在個人求職過程中的作用，不僅體現在信息的提供上，也體現在對于雇主的影響上。

四，信任

一位研究者認為，中國人的信任度底，這不利于經濟的發展。他的理論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不符，由此受到一些批評。

社會資本學者舉打保齡球的例子，美國人“獨自打保齡球”，由此透露出信任感的下降，社會資本降低。

在傳統情況下，約束中國人產生信任的機制是共同的生活、歷史以及熟悉程度，后來發展為組織、單位的介紹。單位制弱化之后，社會的信任和約束下降了。很多學者認為，社會的流動和開放造成了信任度的底下。

孩子短期的照看凸顯中國人沒有公共的信任，請保姆公司還是請自己的熟人和父母。市場機制的發展和法律體系的完善在更大程度上制約了這個機制，信任的成本和違約的代價制約了信任的發展，如助學貸款。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方式不能再用來鞏固信任了，而法律成為新的機制。

第五講 社會秩序模式/模式

引——母親給姐弟分蛋糕的例子。兩種秩序。第一種是有第三方權威存在的秩序，第二種是由當事人雙方合約形成的秩序，這種秩序沖突最小。另外一種秩序，永遠是讓弟弟吃大的，姐姐吃小的。（中國常有的秩序）

一，學者提出，影響秩序的要素： 1）權威（統一的規則）2）合約

3）對等的關系（沖突最小的秩序存在對等的關系）4）意識形態（參見“二元整合秩序”）

5）組織（國有企業在基層衰退的例子——國有企業作為基層的一個大細胞，它的興衰極大地影響到基層的秩序和發展；回憶中國鄉村社會，士紳為中心的一系列秩序體系正是通過它所控制的組織來實現的，費孝通提出的

6）權力——不同于權威，專指控制權，尤其是政治控制權《——這個思想來自于《利維坦》經典理論。大多數人統一權力對于秩序具有重要作用。社會權力和國家權力兩種思想脈絡。7）社會網絡/社會關系 如果社會資本多（信任強），那么沖突少，秩序好。

二，社會結構對于社會秩序的影響 1，從客觀上說，什么樣的社會結構對于維系一個社會結構是有正面意義的？ 改革開放前，中國單一的社會結構與平均主義思想以及剛性（無法撼動的）的權力和權威——》社會沖突較少。

改革開放后，社會結構異質化和多元性增強，需要一個利益協調機制。——不同的代表能夠在機制中提出看法并影響政策，這個機制能夠避免沖突極端化。一個秩序并非沒有沖突，而是有一個能夠協調沖突的機制。

2，從主觀上說，為什么這個社會結構會被大家多同意？（目前尚未無統一定論）

社會機構理論的發展：

社會結構是客觀的——》社會結構是由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組成。一篇文章提出幾個影響結構變遷的steps：先鋒者實踐（社會上的不同意者）—》正當性闡述—》模仿和擴散—》廣泛的認同發生，解釋了秩序的變化和演進（秩序為何能和平而非顛覆性的變化）

三，中國社會秩序

引：一位美國歷史學家認為，中國人天生不重視秩序，因此社會缺少秩序。為什么在中國有利于社會發展的規則始終不能建立?

張靜文章“規則的不確定”，中國的秩序模式不同于西方。

西方是規則模式，事先建立一個強硬的、明確的、公開的規則，用以保護秩序，每個理性人都會衡量，因此秩序增強。——》法制模式 然而中國的模式不同，中國模式被張定義為“利益政治模式”，其中，政治是為了維護自己利益而采取的競爭性的行動，尤其是爭取控制權的行動。與規則模式不同的是，利益政治沒有一個統一的不可變規則，而是每次都需重新討價還價，建立規則。競爭輸贏是依靠力量、勢力的對比來決定，而非恒定的規則來決定。“不是看誰有理，而是看誰有人”，利益傾向于勢力大的人。案例中不同的贏家：企業家、村委會、企業主、農民。無法確定哪個群體總是贏家，但可以發現規律，勢力大的一方容易成為贏家。——》利益政治模式

為什么法治在中國總是難以實行？——中國文化和歷史不允許??

第六講 社會思潮

引：法國大罷工的思考-歐洲法團主義-理想類型

西方的利益協調機制：政黨提出自己關于國家治理的設想和方案—用這些方案吸引民眾—民眾基于自己的利益去支持某個政策—政黨候選人競爭國家領導人—投票選舉來獲得領導人職位，直接選舉和精英（精英是大眾選擇而成的）選舉一起進行，如有矛盾，由法院裁定。精英-大眾-法官的制衡。這種機制的問題：形成一個長期而言的平衡的機制，通過選擇來平衡多方利益。

一，上世紀50年代英國經濟史學家馬歇爾提出理論——為什么要建立現代福利國家？建立什么樣的福利國家？

演講內容：經濟的發展以及兩極分化，有產者和無產者的沖突，代表分別為資方和工會，這種沖突可能使得社會面臨著革命的危險。馬克思已經看到這個問題。但是，馬克思只注意到了經濟財富占有的不平等——經濟機制，在一些強勁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并未發生革命或大的**，因為有另外兩項因素綜合了經濟不平等導致的沖突，其中一個是社會機制——社會福利，另一個是政治機制——投票。1，社會福利需由國家提供，因為1）福利能夠使得弱者得到照顧2）福利來自于公民的權利。因此，社會福利必須是由國家建設的一個公共服務，它綜合了權利的不對等，保護和提高弱者的生存，從而使得經濟體制能穩定地進步——》暴力變得不重要，有秩序地改變成為主流。他的權力被總結為“公民權責”體制，形成基于經濟權利，社會權利和政治權利的體系。

二，中國的狀況

中國的情況很像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早期的預言，在政治權利的實行上，聽證會起著一定作用，但目前的關注主要停留在微觀的具體的層面上，其中有意識形態的障礙，理念上的障礙，體制的障礙，也有技術障礙和社會發展的障礙。《——社會的分化和組織化、公開化尚未成熟。

西方學者曾普遍認為，中國沒有利益協調機制，只有控制和壓制。《——疑問，為什么這種狀況不爆發反而能長存？——》尋找社會中存在的不同于西方的利益協調機制：基層工會的作用(雖然較弱但是仍發揮作用)，可以討論的問題：工人的獎金、分房即其它有關福利備案。

中國社會發展趨勢分析 未來中國社會發展趨勢篇二

從中國社會歷史實際看當代中國政治發展趨勢

摘要

構建一套適合本國國情的、順應時代潮流和歷史發展趨勢的現代政治制度, 不僅是政治現代化的關鍵, 而且直接關涉到一個民族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透過百年歷史迷霧, 尋繹近代中國政治發展的邏輯主線, 可以看出, 自鴉片戰爭之后的近代中國政治發展史, 即是一部以政治制度變革為主線的歷史。對于近代中國來說, 面對中西較量背后的政治制度落差, 政治發展的核心和關鍵就在于創建一套以民主法治人權為取向的現代政治制度。圍繞此目標,近代中國政治舞臺上, 掌控政制變革主導權的政治集團先后發起了三次構建現代政治制度的努力, 但都無一例外地失敗了。反思和總結近代中國政治制度變革歷程的經驗教訓, 不僅可以深化對近代中國政治發展規律的理解, 而且對于當代中國政治制度建設與政治發展也具有重要的歷史借鑒意義，我們可以從中找尋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趨勢。

關鍵詞：社會歷史；政治發展趨勢；當代中國

自鴉片戰爭以來, 中國就面臨著西方強勢文明(尤其是制度文明)的逼迫與挑戰, 而近代中國人對于中西落差的認識也大致經歷了一個從器物到制度再到非正式制度(風俗習慣、文化心理、意識形態)的心路轉變。而政治制度學習與政治制度創新之所以最終成為近代中國的顯性話語, 乃是受啟發于單純的器物學習1所招致的破產。在求索中國如何“應變”與“圖存”的歷程中, 隨著國人思想認識的不斷深化, 政治制度創新問題不可避免地被推向前臺, 并成為決定命途多舛的近代中國能否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沉淪中奮而崛起、重獲新生與復興的核心因素。在國土廣袤、人口眾多、經濟文化都極為落后的近代中國, 應抱以怎樣的價值取向和終極關懷, 選擇怎樣的政治制度模式和建構路徑來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民主、統一、富強, 就成為近代中國各階級必須直視和解決的難題。面對這一艱巨課題,近代中國的政治精英們都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在歷史的不同階段, 政治精英們選擇了不同的求解方案, 但是他們的最終目標是共同的: 通過政治制度創新在中國確立以民主法制人權為核心的現代政治制度。

一、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政治制度創新

1911年的保路運動為辛亥革命提供了條件, 隨后武昌起義爆發并取得勝利, 1 器物學習，即單純的學習西方發達的技術，而不去觸碰中國固有的封建秩序。

革命之火迅速蔓延全國, 滿清帝國頃刻間土崩瓦解。辛亥革命廢除了幾千年的封建帝制, 打破了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 并開始嘗試在中國建設民主共和新秩序。辛亥革命不僅徹底終結了帝制皇權, 使近代中國走出了王朝封閉循環的舊有狀態, 民主共和從此深入人心。中國由此踏上了一條通往憲政民主的艱辛曲折的探索之路。1912年, 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 建立南京臨時政府, 中華民國宣告成立。3月8日南京臨時參議院通過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2明確了新生共和政體的“主權在民”原則、“三權分立”原則以及議會內閣制等基本政制設置。南京臨時政府及其所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基本上體現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民主共和的政治訴求。但是南京臨時政府僅僅存續三個月, 政權就落入了封建軍閥袁世凱手中, 臨時約法隨后被袁廢除。南京臨時政府所建立的共和政體宛如曇花一現。近代中國政治發展進入黑暗的封建軍閥割據專制時代。

二、1924--1927年國共兩黨合作發起的以“再造”民國為目標的國民革命運動

在歷經二次革命、二次護法運動的失敗后, 孫中山意識到國民黨內許多黨員已日趨腐敗, 中國革命必須改弦易張, 轉而尋求同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 并改組國民黨、制定了國共合作政策, 并于1924年共同發起了一場席卷全國的國民革命運動。這場革命的目的, 正是1924年9月9日孫中山發表的5中國國民黨北伐宣言中所言的:“國民革命之目的, 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 以擁護國家及民眾之利益”;“中國國民黨之最終目的在于三民主義, 本黨之職任即為行使此主義而奮斗。”這場大革命的勝利開展是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實行政治合作的結果。國民革命運動旨在“再造民國”, 實現三民主義。然而孫中山卻于國民革命期間中道逝世。國民革命運動之后, 政權雖獲得“統一”, 民國雖獲得“再造”, 但蔣介石統治下的中華民國卻走上了極權政治的不歸路。后孫中山時代的中華民國, “三民”(民族、民權、民生)、“五權”(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之口號雖常掛嘴邊, 實則是大眾無權、民生困頓、一黨專制、個人獨裁。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運動終究未能實現孫中山的發起初衷, 未能在中國大地上創設起一套將中國引向憲政民主、獨立富強的現代政治制度。

三、建國初期的政治制度

1、創立政治制度框架，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以人民民主專政制度為核心，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主脈，創立了我國國家政權的基本模式。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2 這是中國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比起太平天國后期發布的《資政新篇》來，不但付諸實施了，而且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具備了更加突出的新型興資本主義色彩。

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3，是我國政治制度的基本支柱，這些最重要的政治制度確立了國家政權的階級性質和組成形式，社會制度、黨派關系原則和國家結構形式。中國特色政治制度的建立與發展完善，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有力保證。對于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1956年7月，周恩來提出了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的思想。黨的八大借鑒蘇聯的經驗教訓，強調充分發揚民主，加強法制建設和執政黨建設以及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意義，制定了黨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劉少奇在1956年11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提出，要借鑒波匈事件的經驗教訓，防止國家領導人員變成特殊階層，新的貴族階層。要加強人民群眾對領導機關及領導人員的監督，并使之制度化，要限制國家領導人員的權力，生活水平同工農群眾不能過分懸殊。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也充滿著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社會主義社會不斷地向前發展。

2、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擴大對外交往，爭取外援是毛澤東等第一代領導人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之一。毛澤東順應國際形勢和世界戰略格局的發展變化，以及國內政策的需要，制定了各個時期的外交戰略，其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是毛澤東外交戰略的核心和靈魂；捍衛國家獨立與安全，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是毛澤東外交戰略的主要任務和根本目標；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高度統一是毛澤東外交戰略的基本指導思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毛澤東外交戰略中指導國家關系的基本準則；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是毛澤東外交戰略的重要內容；一切從實際出發，依據不斷變化的國際局勢，適時而靈活地調整本國外交政策，是毛澤東外交戰略中所堅持的基本方法，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矛盾，團結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建立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是毛澤東外交戰略所運用的主要策略手段。

3、致力實現祖國統一大業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一直把實現臺灣與祖國大陸的統一，作為自己的使命，并根據國內外形勢的變化，適時制定實施和發展了對臺方針策略。中國共產黨關于祖國統一的思想經歷了從“武力解放臺灣”到“和平統一臺灣”兩個階段。1949年3月15日，新華社發表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的社論，首次提出解放臺灣的口號，1963年周恩來將中國共產黨對臺政策歸3 我國的民族自治區域與蘇聯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都有很大不同，它們是蘇聯構成復合制國家的一種行政體制的組成部分，而我國的民族自治區域則只是單一制國家體制下中央政府領導下的地方一級機關。

納為“一綱三目”，成為中國共產黨對臺方針政策由武力解放臺灣向和平統一臺灣轉變的標志。毛澤東、周恩來關于和平解放臺灣的思想，奠定了我們黨對臺政策的理論基礎。

四、當代中國的政治制度的發展趨勢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政治發展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這些成就的取得離不開政治發展動力的有效推動。

1.意識形態多元化

意識形態是國家統治階級政權合法性的理論來源。由于中西方意識形態的分歧和政治制度的差異性，近年來西方國家經常利用其先進的傳播手段向我國輸入其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企圖推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對我國的民族精神進行瓦解和分裂。我們應該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大浪潮中，雖然新自由主義的某些觀點有其合理成分，值得引起國內的學者反思，但在社會的轉型期，如果國家過早地放棄了某些經濟功能，尤其是宏觀調控職能，將可能使市場經濟改革陷入失控狀態，造成社會的不穩定，甚至導致更嚴重的動蕩。

2.社會認同感缺乏的挑戰

隨著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的調整變化，人們的價值觀念也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征。而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引發政治認同危機，從而對政治安全帶來挑戰。“社會領域，最基本的概念即認同”，也就是說，社會是關于認同、關于共同體自我觀念和個體確定自己作為其中一員的概念。對共同體的認同，也意味著對共同體政權合法性的認同，這種強烈的認同意識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體的國家觀念，并內在地形成了一個國家政治安全的民意基礎。如果沒有絕大多數人的社會認同，作為共同體的國家也難以長治久安。

3.執政黨執政能力的挑戰

執政黨執政能力除了體現為客觀的行政能力，還體現為主觀的行政動機，即依法定職責高效履行公務和依內在道德約束廉潔從政的能力。因此，從反腐倡廉的角度來討論執政黨能力建設是經常被提及的。有學者認為，只有加強領導干部廉潔從政的能力建設，才能確保執政黨執政的政治安全。權力的壟斷性和擴張性，導致了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也就是說特權是產生腐敗的終極根源。而特權現象之所以存在，從根本上來說是體制內的保守性的必然產物。虞崇勝認為，任何體制都內含有進取和保守兩個層面的因子，當原有體制的保守性大于其進取性，就必然產生特權現象，因為這時候要維護原有體制就只有鞏固原有的權力關系，而官員享有某種特權和維護這些特權的動機，將促使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從而必然阻礙體制內的政治體制改革。因此，我們也可以視其為政治安全面臨的制度層面的挑戰。

4.各種宗教組織進行滲透活動帶來的挑戰

陳蔚結合社會責任領域第一個完整意義上的社會責任國際標準 的出臺，提出對我國政治安全構成最大威脅的是各種西方反華勢力利用宗教滲透，傳播西方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價值觀念，影響人們在我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產生的情感和意識上的歸屬感，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的戰略圖謀。宗教滲透是敵對勢力和平演變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實質是政治滲透。他們通過扶持地下宗教勢力，干預我國宗教事務，從而對民眾的政治認同感形成挑戰，并對我國的政治安全形成潛在的影響。

5.經濟活動政治化

經濟全球化一方面使國際政治利益經濟化，另一方面使國際經濟利益政治化。不同國家經濟利益背后的政治目的使得經濟問題被越來越多的國家上升為政治問題來考慮。西方國家常常利用多種經濟政策來影響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如通過有針對性的金融改革政策、匯率政策等影響我國的經濟安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國的政治安全。

6.網絡政治參與無序化

網絡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為不同政治信仰、價值觀念的傳播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條件。安云初從網絡政治參與方面探討了政治安全在信息時代必然面臨的全球信息化挑戰。伴隨著網絡技術的全球性和開放性趨勢，敵意和惡意的網絡政治參與對執政安全的威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嚴峻得多。網絡為各種敵對勢力進行破壞和顛覆活動提供了便利，而惡意和敵意的網絡政治參與，往往具有對執政安全的巨大的破壞力量。網絡政治參與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失控性，而參與膨脹引起的利益實現障礙容易引發政治體系的合法性危機，從而對政治安全形成挑戰。除此之外，還有學者從普世價值、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社會轉型期的社會秩序等等方面探討了政治安全所面臨的諸多問題和挑戰。應該說，政治安全面臨的挑戰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變得復雜而多變，因此，抓住核心問題，并掌握必要的原則才能真正應對這些隨時存在的挑戰和威脅。

五、結語

中國政治制度目前還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我們要堅信在不斷的改革完

善中，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獎越來越好。政治制度的改革任重而道遠，改革變動的是一種制度層面的東西，而制度具有長期性、穩定性，對社會發展具有制約與促進作用。每一步的改變都有可能牽一發而動全身，必須慎之又慎，具體的實施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在改革過程中要多方論證、并進行實時模擬或者采取試點實驗，切不可盲目求快、急功近利！通過這次的寫作報告，我對祖國的宏大政治藍圖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對我國的政治制度改革充滿信心。在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推動下，我們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腳踏實地的做好手頭的工作，努力學習、積極進取，為我國的改革事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努力奮斗！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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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發展趨勢分析 未來中國社會發展趨勢篇三

21世紀中國社會工作發展新趨勢

21世紀是一個“文明大轉換”的世紀。21世紀的中國社會在變革：社會成分日益復雜，社會結構再度調整，社會利益重新分配，社會生活急劇變化。在社會職能不斷轉變與完善的過程中，社會工作是現代社會里涉及到在包括物質領域和精神領域的生活、醫療、教育、服務、調節等廣泛領域中去實現人與社會和諧一致，促進社會進步的專業與實踐。社會工作研究與實踐者，面對社會變革帶來的新情況、新變化、新問題，必須去了解、去適應、去解決。

中國社會工作政策研究上的新發展

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具現代意義的社會工作產生之日起，各國的社會制度如社會保障制度等都需要經過專門訓練的掌握專門知識的人去具體實施，并使社會福利等朝著社會工作研究指引方向發展。在此過程中，作為活動的準則、作為調動和約束人們行為規范的社會工作相關政策，有了長足進展。政策理論研究，亦結合各國的實際正逐步深入。中國的社會工作開展尤其是政策的研究，自20世紀初，中國的歐美留學志士，就對社會工作開展及政策作了探索。但牽涉面是局部的，發展是緩慢的。新中國成立尤其是80年代以來，在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社會保障、教育、保健、服務、行政等社會工作政策上，一方面注重對個性的政策規定，另一方面更重視諸多方面的政策理論研究。發展意味著在現實基礎上的提升。隨著社會各層面的深度改革，穩定、和平、公平、效率等成為全體社會成員包括弱勢人群追求，這促使社會穩定機制的必然完善，更意味著作為有效機制的社會工作新政策、新制度的必然安排。根據社會工作的鮮明的自身特點和發展規律，針對我國社會工作現狀遠遠不能滿足客觀需求的事實，借鑒國外先進的經驗模式和政策研究水平，21世紀，中國社會工作在政策上必將有一新發展。

一是根據不同內容，建立規范化、制度化的工作保障體系。如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中，社會保障體系“在?九五?期間，要加快養老、失業和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初步形成社會保障、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和社會互助、個人儲蓄積累保障相結合的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今后15年要“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存在城鄉差別的社會救濟制度將向法制化、制度化、規范化的方向發展。在21世紀，社會互助政策、法規將臻于完善，工作機構和運用體系趨于完整，形成規范化的社會互助制度。加強社會工作考量及服務評估制度。確立社會工作者應有的職業定位，在法律（制度）保證下開展工作，制定社會工作者職業道德教育規劃規則等等。

二是鑒于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現實，采用靈活的政策制定形式。從東部到西部，從城市到海島、到農村、到山區，我國社會工作的開展與發展是很不平衡的。而我國各項政策面向法制化，是21世紀一個發展趨勢。在利用現有的政策資源，在引進、消化、本土化的過程中，社會工作政策可以制定比較規范的法律、法規，以國家行政機關頒布的形式固定并實施。社會工作政策也可以針對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結構存在的差異性，以全國性的法律、法規為依據，制定實施范圍相對限制的相關政策。社會工作政策還可以注重專項政策的研究與制定，如結合社會工作資源與特點，民間群眾團體制定一些適用于團體內部的條例、規定、指示，具化為符合社會工作對象特點，操作性強的要求、方法與措施，并在實踐中完善。如中

國志愿者活動，經過幾年的發展與運作，就很有必要將之制度化，健全機制，有明確的章程制度、志愿服務站、扶貧接力、社會招募等志愿服務項目完整的運行規則和制度。

三是提高社會工作政策的實施能力。改變多頭管理的現狀，向統一管理機構發展。改變政策制度的實施機制與監督制度較為薄弱的現狀，執行與監督分設，加強法制責任制度。改變當前政策實施范圍大部分局限于城市的傾向，面向廣闊的農村新天地，擴大政策有效覆蓋面。在實施過程中，時刻接受社會工作實踐的評判與檢驗，及時作原有政策修訂、補充與豐富。及時注意與社會各項政策的配套與銜接。

中國社會工作地域研究上的新擴大

一是城市社會工作新生長點、新領域、新天地研究。當前學術界普遍認為，目前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但我國的城鎮化水平卻未達到工業化初期水平。調整社會結構已是當務之急，亦是趨勢。國家也要加大力度，采用適當的政策加快城鎮建設。在城市化過程中，隨著工業化程度的不斷加強，個體心靈封閉日益加深，心靈對可以產生共鳴的空間需求日益強烈。每個人在生活中都不能保留原來的自我，他們增加“人”與“人”之間的認同，增加“人”與“域”之間的契合，這對社會工作的研究與實踐提出了新的要求。21世紀，作為城市基本細胞之社區，隨著其功能的完善，人們對社區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無論采取諸如“新老樓區結合”、“現代化小區”、“高層建筑”、“企業封閉小區”等模式，社區都離不開地域條件，因地理環境（自然的、文化的、經濟的）、人員結構的差異而各不相同，社區工作要正常化、健康化、持久化。這是社會工作新的生長點、新領域、新天地。

二是農村（包括海島、山區、水鄉）區域社會工作新生長點、新領域、新天地研究。在側重都市社會工作研究同時，另一個現今常被研究者所忽視的社工領域占地球版圖相當大比例的城市之外的農村，包括海島、山區、水鄉等區域社會工作研究，在21世紀，將成為社會工作研究的重要領域。各個社區將要根據不同的區情、縣情、鄉情來確定自己的特色定位，探索建立具有海島特色、山區特色、水鄉特色的社會工作新路子。同時，為大多數人謀求利益的社會活動必須在各地方得以實踐，像健全農村保障制度的建立，切實保障婦女、兒童、老年人、殘疾者的合法權益，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社會服務等農村區域社會工作模式的探究等，都將是社會研究的重要內容。

中國社會工作社會化研究新趨勢

一是加強社會工作對象社會化研究。人的社會化，是人在社會生活中通過與周圍他人的聯系與互動，不斷反映并調適與他人關系，形成人的社會屬性，促其從生物人向社會人轉變。21世紀人的社會化的內容形式將更為廣泛。從20世紀的“單位人”轉向“社會人”乃至更高層次的社會活動家，21世紀人的社會化，突出表現首先是融入市場，在更為激烈、更為成熟的市場競爭中，具備更深蘊意；其次是走向社會，21世紀將改變20世紀以來的個體在社會上有單位行政領導，在家庭中依靠家長親友的狀況，跳出行政與家庭親屬網絡的社會支持體系，在廣闊的社會背景中，實現文化的融合、心理的歸依，尋求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之間新的和諧。社會工作一個突出功能是整合新的人際關系和社會關系網絡，協調關系，擺脫困境。因此，在人社會化的過程中，社會工作針對上述特點，針對人們在教

育、生活、就業、成才、社交等方面的需求，應使“多數人為少數人服務”與“少數人為多數人服務”相結合，遵循個人目標與組織相一致的原則。如社區工作的開展采取聯合體、聯絡站、聯誼會等多種形式，不僅僅從管理性、保護性上服務，更從發展性服務著手。

二是強調社會工作的社會化工作程度。社會工作主動參與性與社會化工作程度有待提高。如作為21世紀文明標志的環保問題，其關鍵是建立公眾參與的社會環境與社會機制。公眾參與環境保護不僅是一種有效的社會監督，更是一種有效的自我教育與社會教育。社會工作的社會化理論，重要一個方面是意欲尋找社會工作的主動參與的準確契合點，以提高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

三是探索社會工作的社會化工作模式。這是近年來形成的創新思路。針對人們的衣、食、住、游、購、娛生活領域的無限拓展，社會工作模式值得探討。如今后社會工作中，政府突出作用相對減弱，但其作用發揮在今后較長一段時間內存在并持續，因此，要發展社會化的、具有一定獨立資金與資源的民間機構并探索新型的工作機制。如社會保障體系，要逐步形成獨立于企業事業單位之外，資金來源多渠道，管理服務社會化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保障體系。又如社區服務的可持續發展，要增加感召力、號召力與影響力，建立社區工作社會化、自治化的工作模式，形成行政化向自治化發展的態勢。

中國社會工作“網上社區”研究新動向

21世紀，更加豐富多彩的internet吸收越來越多的各階層人士尤其是青少年成為“網友”，使他們沉湎于“網上世界”。他們為了過網癮毫不吝惜地加大投資電腦硬、軟件。“網上一代”在網絡中獲得知識、交流思想、參與活動。一個“虛擬”的社會大群體現實地存在著。面對由此形成的更機械的、冷漠的和功能的人際，如何建構“網上社區”結構、機制和功能，把“網上一代”引向高雅而不粗俗、通俗而不庸俗的方向發展？

社會工作必須結合自身特點和“網上社區”的特殊性，突破行政管理區域，通過建立“網上社區”，發揮其正面效應。社會工作介于以法律、法規、行政力量等對個人與社會實行強制性干預和以輿論宣傳、思想信仰、倫理道德等力量對個人與社會產生導向性干預這兩者之間，而網絡，其涉及領域寬廣，很難用完全一致的法令法規去約束網民的行動，何況，“網民”更具有匿名性、間接性等特點。社會工作“網上社區”社區工作的開展由此更具挑戰性。“網上社區”社會工作因此更應注意強化對策性研究，找問題、擺原因，更要解決問題，克服困難，緩解矛盾。“網上社區”的工作思路要突破傳統在封閉環境中建立的說教式的意識形態，結合傳統的工作方式與思維模式，采取靈動活潑的形式，融入“網民”生活，激活“網民”的主動性與參與性，不斷放大、增加認同感與歸屬感，并可探索在新領域建立相應專業化的“網上社區”的有效途徑。在這方面，廣東深圳市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架設在互聯網絡上的“深圳青少年網”，面向青少年，面向全社會，通過開放各種學習培訓、法律輔導、心理咨詢、就業指導、婚戀家庭、健康生活等信息網點，設立“網上文學社”、“網上學院”、“網上義工站”，將這納入大范圍的、普及的社會工作渠道。浙江湖州團市委推出的“湖州之窗”、“讀書網”等，亦發揮強大先發優勢、領域優勢，“寓教育于服務”，做好引導青年、教育青年與服務青年的工作。

“網上社區”的社會工作必須利用互聯網的技術優勢，提高其響應速度、服務效率。將計算機管理、信息網絡技術、中介服務、城市救助、再就業等內容引進社會工作服務領域，提高服務的科技含量，以最快捷方式，最大程度滿足成員要求，使信息資源、服務資源利用率大幅度提高。

中國社會工作者專業化與職業化研究新態勢

目前，政府部門、專家學者、社會工作實踐者對社會工作的認識是有距離的。政府部門多從社會工作管理層面來考察，專家學者多從學術、理論高度進行分析，社會工作實踐者多從教育、服務細節入手。如何使這三方面有機糅合，使理論研究、實際操作與對策性研究相結合，形成“三位一體”的統一狀態？根據國情，應經常組織由黨、政、團、院、所等人員參加研討座談會；組織省、市、區社會工作的經驗會、理論會、觀摩會等，使中國的社會工作者達到感性與理性的統一，培養造就既具有科學理論，又具有實踐經驗的成功職業工作者。

社會性工作必然以人為本，以前述的社會化為基礎，以法制化為保障，以社會工作專業化、職業化為方向，全面注重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人才效益。

一是院校的專業建設。建立并擴展專門從事社會工作教育的院校，安排實用可行的系列訓練課程，加強社會工作者的專業素養，加強社會工作專業在學科領域的地位和影響。培育學術環境、氣氛與條件，為人才的成長與學術的成熟做一些實質性的工作。目前，我國社會工作教育尚處于恢復發展初期，專業教育的現狀遠未達到現實對專業的需求（如浙江省）。在高等院校中，應大力加強學科建設，拓展學科領域，擴大招生對象，廣泛吸引有志于社會工作的青年學生，使之真正地掌握扎實的專業知識，用社工的方法和價值觀去應對實際問題，從而走專業與實踐相結合的道路。

二是專門機構建設。建立有專門從屬的社會工作團體及下屬從事各類福利服務的機構。既讓專業教育的社會工作者有專門的實踐部門，又為社會工作者提供職業崗位，壯大專門從事社會工作專業的骨干隊伍，并為社會上熱心于社會工作的義務者，創造他們投身于社會的大服務中去的有利環境，使之在參與和體會中得以成熟。

三是專業制度建設。建立公認的職業守則和保證守則被執行的審核與證照制度。建立保證工作順利進行的工作程序和必要的職業權利保障。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工作者的錄用與聘任制度，建立激勵機制與制約機制等等。唯有如此，社會工作者才能不是單憑愛好、興趣而業余的、義務的，亦使社會工作的開展與發展有切合實際的政策依據、法律依據，更讓政府行政機構依法管理、監督如社區等的工作與對象。在歷史發展潮流中，社會工作者以其專業化、職業身份得到社會的認可。從而使社會工作不只是專業化的解困救難手段，更為保障良好的社會秩序與社會環境，維護社會穩定發揮專業功能。

中國社會發展趨勢分析 未來中國社會發展趨勢篇四

經濟的自由化所帶來的是人們思想、行為及各種選擇的多樣性和自由性。這是執政黨和政府考察民意，制定相應社會政策所考慮的基本因素。

一、以“尊重個體”為特征的文明憲政

現代文明政府的政策選擇，首先考慮的是“公眾利益”和“公眾意愿”，因為由絕大多數人所構成的“公眾利益”就是社會的“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在一段意義上講，是所有個人或私人的利益之和。

在社會個人或私人利益的總和中，占據社會主導地位的群體處于最重要的、最大份額的，并具有帶動其他群體利益的領導作用。政府所主要關注的是這些群體所需要的特定旨向的服務，這是由公眾支持率和民選制度所決定的。

二、中國社會 10 個階層的形成及社會主導階層

社會各階層的價值觀念、社會經濟狀況、生活方式、利益認同、利益共同體的保護方式是不同的，其差異性隨著市場程度日趨明晰化和突出。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期研究完成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提出，中國形成了 10 個社會階層，并附有科學的調查數據和研究成果。個社會階層是：

①、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

②、經理人員階層；

③、私營企業主階層；

④、專業技術人員階層；

⑤、辦事人員階層；

⑥、個體工商戶階層；

⑦、商業服務人員階層；

⑧、產業工人階層；

⑨、農業勞動者階層；

⑩、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

這個報告將前 4 個階層劃定為社會主導階層。

筆者對這一界定略有不同意見，認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應排列在第三個階層，而第一個階層應為“ 具有高超專業技能的經營管理者階層”。

“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主要指為政府和國有機構而工作的人員。這些人員的工作性質、生活狀態、個人選擇及相關地位并非按其意愿自由選擇的，而正相反，其選擇和狀態是模式化的框架所限定的。因而，基本上失去了自由選擇度。而這種“自由選擇度”恰是透過其專業性的經營而向社會多角度、多層面地傳播文明及其優秀的品質，這正是其社會影響力大小的主要標準和形成路徑。

筆者認為，社會主導階層應是：

①、具有高超專業技能的經營管理者階層；

②、經理人與私營企業主階層；

③、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

④、專業技術人員階層。

執政黨的社會基礎逐步向擁有經濟和文化資源的階層（專業的經營管理者、經理人、專業技術人員、私營企業主階層）傾斜，這是執政黨要實現經濟發展目標的必然選擇。

政府應制定相應的適于培育現代社會階層結構完善的社會政策。經濟政策不能替代社會政策，也不能自發產生社會政策所需要的結果。

三、社會主導階層的本質特征及對社會的影響力

這里談的“社會主導地位群體或階層”，并非是 指在 社會上占最多人數的階層，不是從量上來確認其作用，而是從質上衡量其作用。這種社會作用，質決定了量。這個階層代表了現代文明社會人類所具有的絕大部分的優秀品質，并將其優秀品質深刻地影響到了社會，并對其他階層具有積極的影響力，對社會文明的進步具有促進作用。

這些優秀品質至少包括：正義、社會責任、自我規范和崇高境界。

正義，是人的一種德行。它不僅指人的行為與社會規則相符合，而且同時它具有在他人行為與社會規則相背時，驅使之改變的情境。因而，在很多情勢中，正義表示的是一項法律義務，或一項道德責任。

社會責任的概念超出了社會道德的內涵，它不僅指人的行為具有不損害他人的道德感，而且，與他的社會情形（包括擁有資源的 多寡、職業狀況、社會地位等等）相適應，對社會所做貢獻的多少。決不會說，一個億萬富翁，貪婪地吸吮 著社會財富，而他將這些財富揮金如土、糜爛揮霍，這種情形，他不僅是不道德的，更重要的是，他是對社會的犯罪，因為他已喪失了社會責任。與其情形相匹配的本應是用這些財富為社會、為大眾做很多有益之事，但事實卻恰恰相反。因而，這個人的行為違反了自然規則，也違反了法律規則。

正當行為規則應當是外在的、恒久的社會客觀秩序的一部分；是人類發展和進步賴以存在的人性中的一部分。法律的實效作用，正是確定了這些“正當行為規則”，并使那些違背規則的人得到懲罰。

當人有了崇高境界，其行為自然會自律。既使在客觀情境允許他放縱的條件下，其早已成為慣性的優良舉動，仍使其遵循道義規范。

在市場秩序趨于規范、市場競爭無可逃避的社會情形下，成功人士都有著一個共同點，就是有著更為強硬的、沉穩的“道德正 當 性基礎”。這種“道德正當性基礎”的選擇和奠定，是基于其理性的自愿，而非迫不得已。在上述我所認為是社會主導階層的人士身上，都能捕捉到他在完全自我主張的空間里，理性選擇的景象。因為要使一人富有激情和能量地工作，就要有一種堅定的信念，這種信念就是其理想境界和目標的實現，完全取決于他個人的努力。當然，具有支配性和感染力的公眾意見的傳播，也對這種信念起到鼓勵和激進的作用。

本人之所以將“高超專業技能的經營管理者階層”作為第一階層，就是因為這一群體具備了上述自由選擇的客觀條件、優秀品質、社會資源及崇高目標。

中共的統一戰線工作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應著力調查和傾聽以第一階層為最重要的社會主導階層的情況和聲音，使他們手中所掌握的可貴的資源能為社會和公眾做出更多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