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讀書筆記

日本的道德是一種“恥感道德”，而非“罪感道德”。yuwenm小編整理了菊與刀讀書筆記，歡迎欣賞與借鑒。

　　菊與刀讀書筆記【篇一】

首先，我對研究日本人的民族特征并不是很感興趣，所以買了很久都沒有看。直到在某次課程上被歧視女性的法學教師氣到，發誓回家以后就立刻把這書看完，順便把讀書筆記甩他臉上。不過了這么久我已經沒有這種氣憤了，懶得理。

其次，這本書是二戰時期美國為了研究日本戰略而請一位學者寫的書，這位學者并沒有到過日本。所以這本書有時間上的限制，研究的是傳統日本的社會狀態，也有偏向性，并不是為了學術專門去研究日本。

最后，這本書里日本傳統社會的整個制度、價值觀、社會結構都讓我很反感。這是一種徹底的階級社會，從底層至高層都發自內心支持的階級結構，就連活的不如狗的草民都認為自己這樣生活是理所當然。從我看書時對這種認知的反感，我反而認識到自己接受的是怎樣的價值觀，對，沒有人能夠完全客觀，我選擇的，或者說被選擇的，就是人人平等的現代法治國家價值觀，從小就被這種觀念洗腦，哪怕與現實并不會完全符合，但面對不屬于這個價值觀的體系會達到生理性反胃的水平。

不過這并不能掩蓋這本書的優秀。最起碼讓我明白了很多以前很不解的地方，說到底是思維以及社會價值觀的不同導致觀念差異。這就像有的地方搖頭代表同意，有的地方搖頭代表不同意。而且并不是這么直觀的表現，而是潛藏在思維的最深處，最終導致大相徑庭。

在這本書中也可以看到日本受中國影響很深，很多地方與中國有共通之處，但是最終形成的社會價值觀卻完全不同，可以說中國的東西日本拿去了，然后改造成了他自己的東西。看起來似乎一樣，實質已經變了。

我相信現代日本并不完全是書中描述的狀態，或許有相同之處，但社會是在發展的。看完這本書之后，有機會去書店，我都會去搜尋一下有沒有研究現代日本的書，很遺憾的是，雖然寫日本的書很多，畢竟是與中國有著無數孽緣的國家，但是像這本書一樣認真研究，從深層分析的書幾乎沒有。于是我添了一個新的疑惑，這是為什么?

這本書算是看完了，后續并沒有繼續研究日本歷史的讀書計劃，我還是對中國自己的歷史更感興趣一些，連自己祖宗的事都沒弄明白呢，管鄰居是什么樣干嘛，嗯，我就是這么想的。

　　菊與刀讀書筆記【篇二】

《菊與刀》最初是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國政府之命，為分析、研究日本社會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調查分析報告，旨在指導美國如何管制戰敗后的日本。她利用了自己所受到的專業知識教育，通過把戰時生活或者拘禁在美國的日本人作為研究原形，同時通過閱讀大量有關日本的文獻和日本文學和電影，并作出了最終日本會投降這個論斷。作為一個從來沒有在東方文化生活過的西方人，她準確把握了東西方文化中的細微不同，并把這種影響對民族氣質的形成以及這種民族氣質會對戰爭帶來的影響作出了精辟的論述。雖然距離這本書最初寫成已經有了將近60年，世界格局也有了巨大的變化，但這本書，依然是研究日本文化的首選文獻。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

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用“菊”與“刀”來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由此入手，進而分析日本社會的等級制及有關習俗，并指出日本幼兒教養和成人教養的不連續性是形成雙重性格的重要因素。在美國全力以赴與之作戰的所有敵人當中，日本人是最讓人感到費解的對手。因為與這個強大的對手在思維和行為方式上的差異巨大，所以我們必須認真考慮如何對付它。西方國家認為，即使是在戰爭中，也應該遵循一些符合基本人性的戰爭慣例，但在日本人眼里卻沒有這些概念。在這種情況下，了解敵人的本性就成了一個核心問題。要與日本作戰，我們必須了解日本人的行為方式。

在對待戰爭的問題上，與其他國家不同，他們認為：只要各國都擁有絕對的主權，整個國際社會就會處于一種無政府狀態之中。因而，日本必須為建立一種等級秩序而斗爭。這個歷史使命只能由日本來完成，因為只有日本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自上而下等級制的國家，也只有她最了解“每人都擺正自己位置”的必要性。日本是一個崇尚等級的`國家，從中國汲取來的關于等級的觀念，在這個國家里生根發芽，根深蒂固。日本文化里有種各得其所的說法，他們相信只要每個人在社會等級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那么這個世界就是完美的。雖然這和平等自由等觀念相悖，但自由也有種含義就是尊重每個民族自己的選擇，因此對這種社會準則，我們沒權評論。但可怕的是，日本在處理國際關系時，也把各得其所當作最高準則。他們不僅為每個人找到位置，而且越俎代庖的要為每個國家打上標簽。這正是日本發動太平洋的動機之一，他們認為自己在該地區內是處于等級的高序列，因此它要整飭這個地區的秩序，讓每個國家處于自己應該的位置。這種強制的不由分說的輸出，背后的精神內核就是這可怕的等級制。

日本民族是一個具有狂熱精神信仰的民族，相信精神勝于物質的力量。早在上世紀30年代，前陸軍大臣、軍國主義者荒木大將透過《告日本國民書》，宣揚日本的“真心使命”，在于“弘揚皇道于四海，力量懸殊不足憂，吾等何懼于物質!”日本的戰術手冊上也有這樣的傳統口號：“以吾等之訓練對抗敵軍數量之優勢，以吾等之血肉對抗敵軍之鋼鐵。”二戰期間，他們的空軍“神風特攻隊”，甚至以自殺的方式攻擊美國軍艦。這表明軍人對天皇陛下的效忠。天皇和日本是分不開的，天皇是日本國民的最高象征，是國民宗教生活的中心，也是超宗教的信仰對象。很多曾經在戰場和日本接觸過的美軍，都會談到日本那種視死如歸的氣勢。這種必死的信念很大一部分來自于對天皇的忠誠。日本是個講究等級的國家，在這個國家，處于最高效忠地位的就是天皇。雖然在日本接近700多年的歷史中，天皇只是在扮演一個傀儡的角色，但這并不能消減天皇的精神力量。日本雖然從中國引進儒家倫理中關于忠和孝的觀念，但卻極為鄙視被儒家視為最高準則的“仁”。中國文化中的仁扮演的是一種內省的力量，調和著各種矛盾，接近于最高行為準則。一個不仁的皇帝會被民眾反對，只是因為他行使的是不是仁。而皇帝，也一直試圖宣布自己是天庭仁道的人間代理。而日本，則完全摒棄了這種倫理。因此，忠和孝成為他們倫理中最主要的兩極。而在對待天皇的態度上，這兩種力量完全則是成為了合力。

日本文化當中注重恩和情義，對日本人來講，給人恩惠實際上相當于一筆重要的永久性的投資;而報恩則是另外一回事，它必須是積極的、刻不容緩的。人們施恩不是美德，而報恩卻是美德。人們為了報恩而積極工作實際上就是一種美德。日本人把“報恩”這種行為按不同的規則分成了好多種，但每種恩情都是無論過了多長時間、或是做了多少努力，還無法徹底還清的。對于同等厚重的恩情哪個先報，哪個后報問題則要根據具體的情況而定。對于那種永世難報的恩情，日本人稱之為“義務”，認為：人們永遠連那份恩情的萬分之一都無法回報。這種難以回報其萬分之一的恩情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即“孝”;另一類是報答天皇的栽培之恩，即“忠”。這兩者都是強制性的，是任何人都必須履行的。

在明治維新前的日本，忠的對象僅僅是被指向各個大明和將軍。而在明治維新后，新的統治者將這種力量抽離出來，附加在天皇身上。天皇被作為神裔來看待。由于忠是被獻給最高統治者的，因此就只能獻給雖然只有精神統治力但全無實權的天皇。天皇在這里不是一個實體，而是一個符號。在西方社會中，雖然也要求對某種精神符號忠誠，比如忠誠于國家或者忠誠于自由平等等等，但這種忠誠，更多的是一種對理想的實踐，國旗等同于國旗后面所蘊含的國家理想。這種國家理想一般都是普適的。而日本那種對于天皇近乎神般的崇敬和忠誠，則成為一種準宗教。在宗教中，神的發言是沒有人可以質疑對錯的，這就為日本的戰爭找到了借口。所有的屠戮都可以以對為天皇忠誠找到借口。

日本人所理解的“忠”、“孝”兩種“義務”都是無條件的。這樣，作為日本美德核心的“忠”、“孝”就和中國人所理解的那種對國家盡忠和對父母盡孝道的思想區分了開來。從七世紀開始，日本就廣泛吸取了中國倫理道德體系的精髓，所謂的“忠”、“孝”都是漢語中的字眼。但是，兩國間所不同的是中國人并沒有把這些道德看成是無條件的。相反，在中國人眼中，“忠”、“孝”是有條件的，而“仁”是比“忠”、“孝”更高境界的美德，西方人所指的有關人們交往的美好關系都可以用“仁”來表達。父母必須具有“仁慈的心”。同樣，統治者如果不“仁”，人民理所當然地可以揭竿而起。“仁”是使他人忠誠的先決條件。帝王皇位的鞏固和人們對文武百官的服從全在于統治者施與“仁政”。中國的智者在與人們的交往中也講究“以德服人”。而“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傳統倫理道德體系之外的，它從未享受過在中國倫理體系中如此崇高的地位。

魯思.本尼迪克特得出結論，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歐美“罪感文化”的“恥感文化”：他們以知恥為德行之本，依靠外部的強制力來做善行。這種文化的極端表現，就是日本流行的自殺現象和戰爭輸出。日本人以適當的自殺行為來洗刷污名從而贏得令名，這讓我們再一次想起武士切腹。而對外發動侵略戰爭，其深層動因依然是名譽，日本人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贏得“尊重”。在恥感道德中，如果惡行沒有被暴露到社會上，那么就不必懊喪，坦白懺悔是多余的。而罪感道德則訴諸于良心與超自然事物，惡行本身就會令行為者痛苦。

日本的文化，我覺得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概括：除非你是一個日本人，否則你永遠無法理解日本這個民族。對于這個民族我們太多的困惑，拋開歷史，日本這個民族同樣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最后，我想，還是本尼迪克特的一句話最能完整的概括日本：“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溫和謙讓;既窮兵黷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驁自大而又彬彬有禮;既頑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馴服而又不愿受人擺布;既忠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和刀正好象征了這種矛盾。”這是一個需要我們去了解的民族，無論是作為朋友，還是作為敵人……

　　菊與刀讀書筆記【篇三】

醞釀了很久要寫這篇東西，但每次要寫的時候總是愛不釋手，總想多看一點。這是一本非常“刺激”的人類學巨著，非常適合閑暇時翻看。而且，我相信，這種漫不經心的翻看最終會激起大家進一步細致閱讀和思考的興趣。

人類學相信，最孤立的細小行為，彼此之間也有某些系統性的聯系。這種種行為便構成一個大體的價值體系。這個價值體系必然有其穩定性，因為人們既然接受了賴以生活的價值體系，就不可能同時在其生活的另一部分按照相反的價值體系來思考和行動，否則勢必陷入混亂與不便，人們必然力求在一切方面都能和諧一致。這一來，經濟行為、家庭活動、宗教儀式以及政治目標、道德觀念總是摻混而無法分開的，或者說它們可以彼此推導，或者說它們有著同樣的淵源。因此，作者希望能用一種價值中立的態度來列舉各種細微的現象，從而“探討日本何以成為日本民族”。

“近之惑”是一切人或群體、民族都不能避免的。任何民族自身的狀況，對該民族來說，仿佛是上帝安排的景物。“洞穴假象”使得任何人都傾向于在多數方面都以自己為標準尺度。我們從不能指望戴眼鏡的人會弄清鏡片的度數，于是我們最好依靠本書作者那樣的西方人來把他的觀察表達出來。

任何社會都會為自己的行為提供正當性依據，而且這個依據被直接決策者夢想為是屬于上述的“價值體系”，那么它必然會受到這個群體最大限度的、最為持久的支持。比如，對美國與中國來說，他們都把戰爭的起因歸結為軸心國的侵略，這與兩國的價值體系是符合的，因此在戰爭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當然，即使是侵略者也會尋找自身的正當性支持，欺騙和煽動自己的百姓是沒有深遠意義的，莫索里尼的結局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日本國內即使在逆境中也不曾出現過大規模的罷工、起義;反而要“堅持用竹槍來把戰爭進行到底”，他們永遠不會像德國人那樣把錯都推到希特勒身上，很少會有人抱怨天皇的。這里我們或許可以認為，“侵略”可以歸入他們的價值體系的，至少是不矛盾的;或者在他們的觀念中根本不同意“侵略”這個詞所表達的意思。那么他們這個奇怪的價值體系到底是怎么樣的呢?

日本是一個非常奇妙的民族。二戰投降的前夜還喊著要“用竹槍來把戰爭進行到底”，

日本軍人戰爭中的表現使人深信這一點。而當天皇宣布投降之后，美軍士兵便可以放心得獨自上街買日用品。美軍進入鄉村后還受到百姓的列隊歡迎，婦女搖著嬰兒的手來“表達”他的喜悅。為什么會這樣，難道日本人處心積慮得想要“臥薪嘗膽”嗎?難道一個民族居然可以心照不宣得進行一場集體的忍辱負重嗎?

本文將用《菊與刀》一書來解答這兩個問題，并在這個過程中“探討日本何以成為日本民族”。實際上，再奇妙也是有原因的，“奇妙”也是有界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