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的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孔飛力（Philip A. Kuhn）有一本社會學名著《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版），涉及到一種非常值得重視的現象，就是兩種文化沖突對政策與管理措施的影響。讀這本書，或許對管理與文化的關系有所啟示。

清朝建立后，統治者一直面臨一個文化上的難題：一方面，他們對高度發達的漢族文化十分仰慕，尤其是對儒學及其相關的治國理論欽佩不已。順治、康熙、乾隆都是漢化的倡導者，有些舉措，說他們對漢族文化五體投地也不過分。但問題在于，作為滿族統治者，他們不得不強調滿族文化的優越性，在內心里，一直存在著對漢族文化的某種恐懼。從清初血淋淋地推行“削發令”，就可以看出這種憂慮和擔心。

統治者的憂慮和擔心，肯定會反映在國家治理方面。順康雍乾時期，尤其是康乾時期，國家政策中的文化沖突隨時可見。對不屬于滿族原有的文化體系，他們要大力接納，吸收漢族文化中有利于自己統治的成分，利用漢族文化提高自己的品味，不僅開動國家的宣傳機器倡導儒家學說中的君臣大義和天命神授，而且在生活中也處處向這種文化靠攏。康熙的讀經，乾隆的寫詩，都表現出這種對漢族文化的崇拜。

但反過來，他們又要不斷提醒自己，滿族文化中的尚武、淳樸，要遠遠優于漢族文化。正如乾隆所言：“滿洲風俗，素以尊君親上、樸誠忠敬為本，而騎射之外，一切玩物喪志之事，皆無所漸染。”漢族文化上的優雅和奢華，正是中原政權滅亡的本因。所以，他們在政策上又要極力排斥漢族文化，防止漢族文化侵蝕滿族的自信心，并告誡八旗子弟不得效仿漢人惡習，甚至為了防范這種文化上的滲透而把滿族與漢族隔離開來。這種對異族文化的二重心態，造成了治國方略的嚴重沖突。

著名的承德避暑山莊，可以看做是這種文化沖突的物化承載。一方面，模仿江南的園林，追求文化的雅致，賞心悅目的亭臺樓閣，詩詞對聯的漢風唐韻，恨不得把漢族建筑中的優秀成分全盤生吞活剝地拿過來；但另一方面，所有這些，絕不允許觸犯滿族傳統的神威，都要為更重要的“木蘭秋狩”服務。在這里，皇帝的首要使命是率領滿洲貴族以打獵的方式，重溫自己馳騁疆場的雄姿，喚醒滿洲血統中的戰神本性。

在這種文化的矛盾心態下，治理國家的舉措就難免疑神疑鬼。“文字獄”就是這種心態釀成的。其效果，恰恰是不同文化優勢的互相抵消，而文化劣勢卻無法有效遏制。這種有選擇地對漢族文化的模仿和學習，使漢族文化的價值核心被排斥，而表面的奢華則毫無阻礙被接受，很快造就出了一批墮落的八旗子弟。連乾隆也不得不承認，滿族“漸染惡習，浮靡囂薄，殊失國初渾厚之風”，“幾與漢人無異”。

而對滿族文化的強調和維護，又加劇了漢族的對立情緒，使受到排斥的漢族文化成為反抗統治者的思想基礎。政策和舉措上的沖突，使清朝對滿族“特色”的強調，最后卻加速了滿族“特色”的喪失。其中的寓意，值得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