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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報學史的意義篇一

從兩漢時期的行政制度

到當代中國的行政管理

摘要：

歷史是照亮現實的一面明鏡，從前人的經驗教訓中我們可以得到足夠多的啟示以防止重蹈覆轍，從而提高社會進步的行動效率。因此，關注我國古代沉淀了千萬年的行政制度，可以讓我們對當今社會制度的建設產生更加理性更加全面的認識——這也正是我們時至今日仍然在探究中國古代行政體制的意義所在。本文通過分析兩漢時期的政治體制，找出其中的優勢和弊端，并作為發展當代中國行政建設的一面明鏡，取其精華、剔除糟粕，為完善當代中國的行政管理體制探尋出寶貴的經驗和發展意見。

關鍵詞：

行政；兩漢；當代中國；意義

眾所周知，行政制度的完善是一個國家穩定與進步的重要標志。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文化悠久的文明古國而言，封建社會的行政體制在整個中國行政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為這一時期正是中國古代行政體制日趨成熟和完備的階段。

同其他任何層面上的歷史一樣，我國封建社會的行政歷史也對當代中國的行政管理制度發揮著重要的啟示作用。特別是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也首創了中國的皇帝制度與封建官僚體制。而之后的兩漢則承襲并發展秦的各種制度，建構了一套從中央到地方、制度森嚴的金字塔式等級官制。隨著皇帝制度日趨成熟，中國古代的封建官僚制度也被逐步確立起來。并且，由于中央集權的進一步加強，兩漢時期的行政制度還呈現出一個顯著的特點——為封建專制服務。

接下來，我們將從如下八個方面入手，逐一分析兩漢時期以服務封建專制為目的的行政體制的主要特征，并探究它們對當代中國行政體制建設的借鑒意義。

一、從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機構

兩漢的中央機構已經有了比較嚴密的組織系統和較明確的分工，但也表現出家國不分的混亂。整個系統以皇帝為中心，為皇室服務的機構多過于純粹意義上的國家政 1

務機關。這說明，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從其確立之日起，就已經成為皇權的附屬物，它既是皇權的外延，又以皇權為依歸。

兩漢時期在中央建立的三公九卿制度，使三公之間的權利互相牽制，得以吸收更多的人擔任政務，組成了集行政、司法、軍事、財政和監察于一體的龐大中央政府，由此也壯大了封建統治的階級陣營。

在這個行政體系中，丞相國家政權的中樞。漢武帝為了削弱丞相的職能，不斷加強尚書的權力，導致其日趨膨脹最終成為國家的中樞機構。這種政策在加強皇帝個人的專制獨裁方面有重要作用，但如若當朝皇帝昏庸無能，無法駕馭大權在握的尚書臺，這一機構反而會成為掌握它的大臣們竊弄權柄的依據，而皇帝則淪落為他們手中的玩物。

這一時期的地方行政體制是集司法、軍事、財政為一體的郡縣制。郡縣之下，基層的鄉里制度和戶籍按比制度又把百姓（主要是農民）牢牢束縛在土地上。如此一來，既加強了中央集權，又明確了中央與地方的分工。另外，這兩種制度在農業自然經濟的基礎上產生，反過來也鞏固了自然經濟的基礎，原因是農民對土地的依附關系為封建國家源源不斷地提供物質和經濟上的支撐的。

郡。郡是兩漢時期重要的地方行政機構，其主管長官為郡守。郡守對上要接受丞相、御史大夫的監督，并定期向丞相匯報工作，對下則有權任免與薦舉其屬吏。因此，屬吏與長官、被舉者與舉主往往形成一種特殊的人身依附關系，極易蛻變成中央集權的離心力量，助長地方割據勢力的發展。這也是導致東漢末年軍閥割據的原因之一。

郡以下的行政機構是縣，它是兩漢時期的基層行政單位。縣的主要官吏有縣丞和縣尉，但真正直接管理百姓的卻是鄉、亭、里之類的組織。國家的賦稅、徭役、兵役以及地方教化、獄訟治安等事，都是由鄉里官員直接承擔辦理的。若用人恰當，這些吏員將有利于維持社會治安；倘若鄉亭官吏營私舞弊、欺壓百姓，這些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土皇帝往往更加難以治理。

總體說來，兩漢時期的地方行政體制具有如下特點：

1、郡、國并行，郡縣制為主。

這種郡縣兩級制一方面保證了總體上的中央集權，另一方面又保留了不同程度的封建割據。

2、最大特點是行政、司法、軍事與財政的權力合一

3、兩漢時期地方行政機地方行政機構的運行主要靠行政法規和朝廷發布的詔令

較嚴格的行政立法確定了機構設置和人員編制，使得政府機構有了明確的分工與協同，朝廷不斷發布的詔令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對成文法規的缺陷加以補充和修訂。可見，二者的結合基本上能夠維護當時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行。

縱然成文法上已經強調皇權與相權、皇室與政府的分離，但事實上卻并未被實施，結果導致，若碰上一個能干、有雄心的皇帝（例如漢武帝），好大喜功，則常常要侵奪宰相的職權，而政治上又不曾有能夠約束皇帝行為的制度，結果可想而知。

二、軍事管理系統

軍事上，兩漢統治者重視加強中央集權。皇帝是軍隊最高統帥，握有全國軍隊的最高指揮權，軍隊的高級將領是太尉。

兩漢時期的軍事系統大致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由中央直接領導、擔任京師宿衛的中央宿衛軍系統；二是地方各級行政長官領導、擔任地方守備任務的地方守備軍。分別與二者相對應的統帥則是大將軍（或驃騎將軍）和郡尉（縣尉）。

這一時期的地方守備軍，主要是伴隨著郡縣制的確立而發展起來的。同樣的，在軍隊官吏的設置上，中央設殿衛軍、宮衛軍、城衛軍。兩漢時期地方守備軍的基本組成部分是郡國兵。這些兵將平時在農田上耕種，戰時則上陣殺敵，這種“兵農合一”的政策，直接導致了兩個嚴重的后果：首先是軍隊數量太多，浪費資源；其次是訓練太簡略，疏于管理，調動不便。結果雖舉國皆兵卻有名無實，真正到了需要用兵打仗的時候，根本解決不了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兩漢時期監察制度的發展完善，在軍事系統中也相應地出現了監軍制度。這種對軍事系統進行監督的制度，在加強中央對軍事武裝力量的控制方面有重要作用。

三、行政監察制度

兩漢時期逐步確立和完善了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垂直形態監察體系，建構了從中央到地方多層次分級別的監察機關。專門掌握監察權力的御史臺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在行政機構之外的專司監察機構。在中央，由御史大夫負責監察的實施，又通過刺史監察郡國；在地方，郡守除自任監察之職外，還以督郵監察屬縣。縣令、長除自行監察職權外，又通過廷掾監察屬鄉。這種分層的監察制度等級森嚴職權分明，具體來說有如下優點：

第一，組織機構嚴密。

第二，職掌明確，行使監察有章可依。

第三，檢察官具有權威性和震懾作用。

第四，對監察官的管理形成一定的制度。

然而，由于這種監察制度還未完善，導致此時的監察管理必然會有很多弊端。例如說，監察本是作為一種行政手段建立在專制政治基礎上的，因而只能成為封建皇帝進行專制統治的御用工具，無法完全發揮出監察的應有作用。此外，由于監察官權勢過重，倘若用人不當，就容易出現制造冤案，貪贓枉法的現象。當代中國的對應監察機關——檢察院和紀檢部門，就應該吸取兩漢的經驗教訓，均衡權力的分配，優化權力的制衡，在提高工作人員素質的基礎上加大執法力度和審查力度，對機關工作的運轉實行有力的檢查和督促。

四、官吏的選拔與管理制度

在統治者不斷優化統治機器的同時，一系列較完整的以征辟和察舉為主體，并伴以配套法令的選官制度和任用考核制度應運而生。

漢代的選舉制度，歷史上稱之為鄉舉里選。主要方式有以下兩種：

1、察舉。察舉是漢代選拔人才的基本制度，注重孝廉、明經諸科；

2、征辟。征辟又分為征召和辟舉

兩種形式。征召是指對特別有名望的人才，由皇帝派專人去聘任；辟舉則是由中央或郡國的長官按一定科目征用人才，辟為自己幕僚的屬吏。值得一提的是，貫穿于諸多選官方式之間的，就是我們現今仍然沿用的考試制度。

兩漢時期的官吏任用制度對任用方式、任用法規和任用期限等做了明確的說明，并且絕大部分規定都以法律條文的形式確保實施。兩漢的官吏任用制度指出，初任官吏試用期為一年，不稱職者或罷歸原職，或左遷，甚至免官；另外，官吏的休假和退休制度也從這一時期起得到逐步發展完善。

這樣一個重視官吏素質的政府，使得那些在血統和財富上沒有顯赫地位和優勢的寒門學子也能走上政治舞臺。因此，漢朝這種會合了教育、行政實習、選舉與考核的官吏制度，對當朝政治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這一時期過分集中的官吏選拔權力，仍在一定程度上舒服了管理的任免。雖然朝廷對選官細節做出了原則性的規定，以提高官吏隊伍的整體素質，然而有些規定在實際操作中卻往往無法堅持執行。這一點對我們今天的官制改革同樣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在當今這個紛繁復雜的社會中，我們必須立足現實，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在把握中國具體國情的基礎上進行改革和建設，注意吸收和發揚有價值的歷史經驗，最終達到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的宏偉目標。

七、財政管理制度

兩漢時期，統治者采用了中央集權與分級管理相結合的行政手段，并對其進行逐步的發展和完善。因此，在兩漢的財政管理制度中，這種中央集權與地方分級負責相統一的特點也必然有所體現。

中央財政管理機構：治粟內史——國家財政

少府——皇室財政

在地方，由郡一級主管長官郡守主管財政，他所掌管的財政工作刻大致分為三大宗：分別是官吏俸祿、行政費用和軍事費用。

兩漢的財政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壓制了朝廷內被貪污腐敗勢力，層層對上負責的等級形式使其財政系統權責分明、便于監督，大大減少了國家財產的無故流失。

八、司法制度

兩漢時期嚴密的司法制度，由一整套從中央到地方的機構組織負責實施。中央負責司法的最高官員是廷尉，縣以下的基層官吏中則由嗇夫、亭長等負責司法事務。

各級司法機構有著各不相同的職責與權力，由上至下的垂直機構設置保證了司法工作的貫徹執行。縱觀兩漢司法制度的各個層面，可以發現如下特點：

一是有比較完整的司法管理機構。

二是司法管理從屬于行政管理。皇帝握有最高司法管理和刑罰權，地方司法管理

權由地方行政官員兼管，如知府、知州、知縣等既是地方最高行政官員也是最高司法長官。

三是建立了一整套完備的司法管理制度。

四是有系統的立法保證。

兩漢時期司法制度的弊端又在于封建專制下的司法管理必然帶有嚴重的階級壓迫性質，它總歸是統治階級鎮壓人民的一種手段，因此具有很強的不平等性和野蠻性。

在吸取古人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中國當代的司法管理體系變得更加合理更加全面，成立了最高法院、建立各級審判、陪審部門，還制定了司法管理的基本方針作為政策引導；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群眾的利益、為廣大人民服務，更相應地制訂了一系列司法條例和法規。可以說，經歷過多次的修訂審核，我國的法律制度正在日趨成熟和完善。

綜上所述，兩漢時期是我國古代中央集權的封建行政制度得到發展完善的重要時期。雖然統治者實施這些封建制度的利益出發點還局限于維護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但客觀上這些制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民族交往和文化融合的推動作用也不容忽視。對當代中國的行政管理而言，這些前車之鑒則具有更加現實的意義，特別是對于各級領導干部和廣大從事行政管理的同志來說：

首先，繼承和吸取我國歷史上一些寶貴的行政管理經驗，可以為現實服務。其次，行政歷史的學習是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行政管理體制的需要。

第三，廣大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可以從歷史上各朝代的治亂興衰中得到深刻啟迪。歷史上一些有作為的帝王、大臣實行了很多頗有創建的行政管理方法。他們的思想和實踐，對各級干部來說都是極其寶貴的經驗，更是直接關系到各朝各代政治興衰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封建社會，這些為鞏固和加強君主專制統治的行政體制必然會有消極僵化的一面。因此，站在歷史的角度看當代中國的行政體制，我們不僅要關注前人帶給我們的成功啟示，更要吸取他們失敗的經驗教訓，并引以為戒，看清現時行政管理中的弊端，以此不斷地督促和激勵自己繼續改進。正如錢穆先生所說的那樣：古今中外的一切制度，若能永遠好下去，便將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來努力地“政治”了。惟其一切制度都不會永久好下去，行政制度才有了生命力，人們才需為理想的政治而不斷努力。

參考文獻：

1、《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張鳴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秦漢制度史論》——李玉福著

——山東大學出版社

3、《中國歷代官制》——主編：孔令紀、曲萬法、劉遠真、劉錦星

——齊魯書院出版

4、《中國行政管理史》——主編：王建學

——遼寧人民出版社

5、《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錢穆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8年5月22日

中國報學史的意義篇二

結課論文

中國工藝美術史

院 系 類 別

專 業 班 級

學 生 姓 名

學 生 學 號

計算機與信息工程 09電信（2）班尹楠楠09700230

中國工藝美術的發展

內容提要：本文展述了中國傳統工藝美術的審美特征，什么是中國工藝美術，中國工藝美術之一的金屬工藝在中國工藝美術中的地位，發展和金屬工藝在當代有哪些需求的市場，青銅器的藝術成就，玉器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的發展，中國古代玉器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歷史階段，玉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標志之一。

關鍵詞：中國工藝美術，和諧性，象征性，靈動性，天趣性，工巧性，金屬工藝，金屬工藝的當今市場，青銅器，玉器的造型、紋飾，玉器的理性化、規范化、大眾化、世俗化。

中華民族在其發展的漫長歲月中，以勤勞和智慧為人類工藝文化歷史創造了境界獨到、風范高雅、魅力永恒的工藝造物樣式。中國工藝美術浸透著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審美意識,富有鮮明的美學個性，主要體現出：

1、和諧性。中國傳統藝術思想重視人與物、用與美、文與質、形與神、心與手、材與藝等因素相互間的關系，主張“和”與“宜”。對“和”、“宜”之理想境界的追求，使中國工藝美術呈現出高度的和諧性；外觀的物質形態與內涵的精神意蘊和諧統一，實用性與審美性的和諧統一，感性的關系與理性的規范的和諧統一，材質工技與意匠營構的和諧統一。

2、象征性。中國工藝思想歷來重視造物在倫理道德上的感化作用。它強調物用的感官愉快與審美的情感滿足的聯系，而且同時要求這種聯系符合倫理道德規范。受制于強烈的倫理意識，中國傳統工藝造物通常含有特定的寓意，往往借助造型、體量、尺度、色彩或紋飾象征性地喻示倫理道德觀念。這種象征性的追求常常使宮廷或文人工藝美術淪為純粹的倫理道德觀念的展示，造成矯飾之態或物用功效的損害。相比之下，更多以生產者自身的功利意愿為象征內涵的民間工藝美術則顯得剛健樸質，充滿活力。

3、靈動性。中國工藝思想主張心物的統一，要求“得心應手”，“質則人身，文象陰陽”，使主體人的生命性靈在造物上獲得充分的體現。中國傳統工藝造物一直在造型和裝飾上保持著s形的結構范式。這種結構范式富有生命的韻律和循環不息的運動感，使中國工藝造物在規范嚴整中又顯變化活躍、疏朗空靈。

4、天趣性。中國工藝思想重視工藝材料的自然品質，主張“理材”、“因材施藝”，要求“相物而賦形，范質而施采”。中國傳統工藝美術在造型或裝飾上總是尊重材料的規定性，充分利用或顯露材料的天生麗質。這種卓越的意匠使中國工藝造物具有自然天真，恬淡優雅的趣味和情致。

5、工巧性。對工藝加工技術的講求和重視是中國工藝美術的一貫傳統。豐富的造物實踐使工匠注意到工巧所產生的審美效應，并有意識地在兩種不同的趣味指向上追求工巧的審美理想境界：去刻意雕琢之跡的渾然天成之工巧性，和盡情微窮奇絕之雕鏤畫繢的工巧性。

中國古代工藝美術是中國人民為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采用各種物質材料和工藝技術所創造的人工造物的總稱。它是中華民族造型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既體現了工藝美術的一般本質特征，在內涵和形式上保持著實用性與審美性的統一，又顯示了中華民族文化自身所具有的鮮明個性。中國工藝美術以其悠久的歷史、別具一格的風范、高超精湛的技藝和豐富多樣的形態，為整個人類的文化創造史譜寫了充滿智慧和靈性之光的一章。工藝美術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又重屬性，盡管它不是純藝術，創作不以震撼人心或道德說教等為宗旨，但它對人的影響又絕不小于純藝術。因為，人可以不去欣賞純藝術，卻不必去專門欣賞它，而它卻永遠在源源不斷地提供著形式語言，潛移默化地培育起人的基本審美意識，如影隨形般左右了人的終極審美判斷。中國古代工藝美術夙享盛譽，長期是中華文明傳播的承載體，域外人士在使用中國工藝美術的同時，也潛移默化地認知了中華文明。

工藝美術這個詞，就具有悠久技藝傳統的，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反映中國古典文化精神的傳統工藝美術，其主要門類有燒造、煅冶、染織、編扎、雕刻、木工、髹飾工藝等等。而金屬工藝就是其中一項中國優秀的傳統民族技藝。金屬工藝是中國工藝藝術的一個特殊門類，主要包括景泰藍（景泰藍是用細扁銅絲掐成圖案的，焊在銅胎上，再填點上彩色釉料，經燒制而成）、燒瓷（又名“銅胎畫琺瑯”，與景泰藍的區別在于不用掐絲，而是在以銅制胎之后，在胎體上敷上一層白釉，燒結后用釉色進行彩繪，經二、三次填彩、修正后再燒結、鍍金、磨光而成。）、花絲鑲嵌（又叫“細金工藝”。它是用金、銀等材料，鑲嵌各種寶

石、珍珠，或用編織技藝制造而成。）、斑銅工藝（斑銅工藝品是云南獨有的民間傳統工藝品, 它采用高品位的銅基合金原料，經過鑄造成型，精工打磨，以及復雜的后工藝處理制作而成，它“妙在有斑，貴在渾厚”，褐紅色的表面呈現出離奇閃爍、瑰麗斑駁、變化微妙的斑花而獨樹一幟，堪稱金屬工藝之冠。）、錫制工藝、鐵畫（也稱鐵花，是以低炭鋼為原料，將鐵片和鐵線鍛打焊接成的各種裝飾畫。）、金銀飾品等等

金屬工藝在當今，也占有非常大的需求量。這不會象我們在現在的生活中，去更多的去用塑料代替漆器，用玻璃代替了陶瓷，用工業印染的面料代替了傳統織物等等。我們現在有許多酒吧、別墅、環境雕塑、綠化景觀圍欄等等，這些都需要去用到許多傳統金屬工藝的沿襲手段的，并且將金屬工藝加以發揚光大，再設計再創造，使其與傳統形式又有所區別，使得金屬工藝更花樣百出，更為當今的產業，人文，大眾審美，或藝術家的創造所提供材料與技術的服務。但是，當今的金屬工藝純手工的幾乎滅亡，這些內容也只是通過工業手段完成，利用機器，科技。我們能看見的傳統的，廢功費時的純手工制作的金屬工藝制品或許只有在一些藝術院校，或金屬手工工作室內產出。

商周號稱“青銅時代，夏朝的青銅器目前發現較少，且較零碎。商代是青銅器的繁盛時代，青銅器多見于禮器或兵器。最大的是司母戊鼎（迄今為止），最精致的的四羊方尊（當時）。同時期的還有四川的三星堆青銅器。西周時青銅器平民化、日用化夏。春秋時，青銅器有了金銀錯技術和雕鑄技術，青銅器極品是蓮鶴方壺（出土一對，一個上交國家，一個現存河南博物院，是鎮館之寶），代表了中國青銅器的最高工藝水平，還有后來湖北出土的曾侯乙青銅編鐘，是青銅工藝和音樂技術的完美結合，歷經千年依然能演奏。春秋時已出現鐵器，開始取代青銅器，并使其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中國是世界上用玉最早、經驗最豐富的國家，從迄今為止的考古成果來看，大約有一萬多年的歷史。從審美的角度看，大量學者認為中國古代玉器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歷史階段。

從舊石器時代中晚期到商代晚期為第一階段。這一時期受認知世界方式的影響，玉器作品凝結著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等巫術文化因素，主要成為人們溝通天地、敬神祈福的法器，在玉器的造型、紋飾以及用玉的觀念上都呈現出神秘樸拙的審美特色。

由周至漢，是中國古代玉器發展的第二階段。此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形成和發展期，儒家思想在百家爭鳴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君子“比德于玉”，玉器除了繼續承載著祭祀天地、敬神祈福的功能外，又蘊含了豐富的儒家文化思想內容，成為一種具有社會道德含義的特殊物品，成為一種表達倫理教化觀念和明辨人倫規范的重要物質載體。同時，對世界的認識把握也逐漸成熟化、系統化，這一時期的玉器制作越來越理性化、規范化。由于凝結著深厚、濃重的理性內容，玉器在審美傾向上體現出神圣、工整的審美特色。

從魏晉時代至清末是中國古代玉器發展的第三時期。魏晉時代，玉器業進入低谷，但依然有其重要意義。魏晉時代是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一個大轉變的時期，它在觀念上和實踐上打破了具有悠久歷史的禮儀用玉傳統，而儒道佛并重的隋唐時代則開啟并確立了玉器的生活化方向。隨著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宋元明清時代的商品經濟、城市經濟不斷發展，市民階級也不斷擴大，其審美趣味日漸成為主流，這一時期的玉器呈現出大眾化、世俗化的審美傾向，具有感性、世俗、自然的美學特點。

總之，悠久的歷史、深遠的內涵以及對社會各方面的影響，最終奠定了玉在中華民族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贏得了世代的珍視和愛重，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標志之一，閃射出永恒的燦爛光芒。

參考文獻：

（1）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中國工藝美術簡史》 1983;

（2）上海知識出版社 田自秉先生撰著 《中國工藝美術史》 1985;

（3）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龍宗鑫先生撰著 《中國工藝美術簡史》 1985;

（4）中國輕工業出版社 卞宗舜、周旭、史玉琢撰著 《中國工藝美術史》 1993。

中國報學史的意義篇三

讀鄉村建設理論后感

《鄉村建設理論》是梁漱溟先生1937年最先出版的書籍。梁漱溟先生是我國老一輩的社會學家，在許多領域都有建樹。梁漱溟先生是從鄉村建設出發，來對中國當時所遇見的進行剖析。當時中國正面臨這亡國滅種的危機，中國的社會秩序一片狼藉，毫無法制可言；人民處于戰爭當中，民不聊生。在這種背景下，梁先生從底層社會出發剖析中國社會的問題所在，為中國當時所面臨的問題指出答案。

梁漱溟先生將書分為兩部分，甲部和乙部，在甲部著重討論了中國所出現的問題，重點說明了中國舊社會構造的崩潰，作為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對于中國社會構造的影響。指出了中國是個缺乏階級的社會，在中國社會倫理本位和職業分立的破壞使文化嚴重失調。也在甲部比較了舊社會改造失敗的原因和東西方之間存在的差異。在乙部著重是解決問題。在此部分分成四段分別是鄉村組織，政治問題，經濟建設，成功社會。指出新社會組織的構造基礎在于鄉村組織，即從鄉村出發。梁先生對比中西方社會文化的差異，指出中國自己的出路。梁先生是一個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一個行者。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行，試圖改變中國的現狀。

梁先生曾在書中說道，中國近百年歷史的發展是一部鄉村的破壞史。而他亦指出鄉村破壞的原因。一是政治屬性的破壞力——兵禍匪亂，苛捐雜稅等。二，經濟屬性的破壞力，當時中國正受外國的侵略，洋行買辦也趁機在鄉村擴展勢力。使鄉村經濟破壞力更加嚴重。三，文化屬性的破壞力——從禮俗，制度，學術，思想的改變而來，我認為在此處所指的改變是指西洋文化對當時中國固有的文化所形成的沖擊。三者相連環而對中國產生沖擊。加緊加重了對中國鄉村的破壞。在前半期梁先生說是清同光年間之歐洲大戰。在這一時期，中國在內憂外患的影響下，深刻認識到中國的落后與不足。跟著西洋的步伐破壞力中國的鄉村。學習西方的教育，法律，將工業文明生搬硬套的安插到中國鄉村。但西洋是經過幾百年的發展，有一定的文化積淀。與自己原先的制度也相配，而中國是一個散漫的鄉村社會，且鄉村破壞嚴重，沒有力量去進行改革。二時后半期，歐洲大戰至梁先生寫這本書的時間。在這一時期，中國正在抗日，加之官僚，封建，帝國主義的壓迫，使原本貧窮的鄉村更加一貧如洗。從深一層來說，梁先生想改造的不是小單位的鄉村，而是中國當時的現狀。給予希望于鄉村，通過改變鄉村的命運來改變中國的未來。書中說到“中國由其政治上之無辦法，將只有鄉村自救運動”當時中國雖然受到外來的壓迫，但是主要責任還是在政府，不能應付環境，自身陷于分裂沖突，不能聯合成為一個力量去應對。就像現在所說的一樣，經濟發展需要各民族的統一，政局的穩定。，在穩定的政局下，鄉紳劣豪才不會，土匪才不會騷擾鄉村。中國才有在艱難地環境中的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鄉村建設運動實事圖謀中國社會之積極建設的運動”梁先生亦從東方農村作比較,與已經發展起來的日本做比較。指出兩國的國情不同，科學技術發展程度有所不同，加之外國勢力都集中在中國，使中國發展受到擠壓，且中國本地的土貨未見激增，而外貨大量入口，是農村經濟受到更大的創傷。而官僚經濟壟斷了金融業，民營經濟難以發展。中國今日社會日趨崩潰，向下沉淪，建鄉運動實為建國運動，建立起一種新的社會構造。

梁先生也說中國人缺乏集團生活，是特別重視家庭生活。重視父子，夫婦，等關系，也就是倫理關系。一切以對方為重。相互間盡義務，為集團生活中發達了紀律，講法不講情面，隱沒了倫理情誼，繼而抬升了個人。在政治上亦是做到了情誼各盡本分。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恪盡己任，以求平穩。他說中國社會沒有階級，只是具有職業性。在西洋社會中，中世紀是農奴與貴族相對立的社會。到了近代，又轉入資本家與勞工兩階級對立。而中國土地可自由買賣之，遺產均分，而非長子繼承制。這兩點使中國土地難以壟斷，難以集中生產。再之大型機械沒有普及，所以更適用于小規模生產。在政治上，中國選舉人才的制度在秦朝

以前就確立了，通過揀選人才來統治國家，而貴族則分享俸祿。很少參與政治。而我對與梁先生這一點不是很同意，中國是有階級的，只要有收入，就必定會出現分層，就會有階級的產生。在中國農民收入大底差不多，而地主收入卻使農民收入的幾倍。使得就形成了兩層相互對立的階級。而在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的資本主義從萌芽到到初步發展，中國的資產階級也有所壯大，在不斷的發展中，才會有有辛亥革命，武昌起義，雖然辛亥革命是中國的資產階級還不是十分壯大。但還是推翻了封建王朝。在日后，大機器生產日益普及，工人階級登上了歷史舞臺。相對于大資產家，又形成了城市小資產階級。故中國是有階級之分的。

中國鄉村是靠教化，禮俗，自立而治。而中國社會亦是如此。，無法治，多為人治。歷來政治以不擾民為信條，以政簡刑輕為理想但真正做到的又有幾個朝代。革命推翻了舊的社會制度，卻未建立起新的禮俗，習慣，制度還是依舊，無法做到真正的救國。無真正的大團體，缺乏個人與團體的緊密關系，團體缺乏強有力的支持。

如何解決問題，是梁先生在乙部主要論述問題。他首先就指出新社會組織構造的建立在于鄉村組織的建立。而又要注重新禮俗的構造。中國社會秩序多靠禮俗，而中國社會的崩潰。而近期來中國又建立不起強大的中央政權。地方自治又興起，而中國的地方自治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又不能完全稱為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是出于國家的許可，從上而下演繹出來的，而中國卻極為缺乏中央政權這類東西。完全是幾個地方武裝勢力割據一方，形成的“地方自治”所以中國的轉機在于統一，在于國家權利的建立。另一方面又從理性的角度出發，領悟與啟迪，中國人一直比較理性，需是自己領悟的才是自己走才是可行的。其實在此梁先生就是想說國民思想的獨立性的重要性。亦要與外部搞好關系，溝通調和中西具體事實。結合兩方的長處，如結合西方的制度，東方的倫理。要建立新的組織構造亦要從鄉村入手。為什么梁先生要很注重鄉村呢？這就和理性有關了，他認為農夫與工商業者比較，他們的職業有所不同，環境有所不同，所以性情脾氣不同，農民接觸到的是大自然，脾性寬厚自然，而工商業者居住在狹長的都市，偏急不自然。二是農民對付的是動植物，工商業者對付的是死物質。三是工商業者急急忙忙，整天在追貪之中，農民從容不迫，可容易理性的開發。四是農業適于家庭經營，工商業則不然。五是鄉村人有一種鄉土觀念，將村莊看做是他的家，而都市生活的人很難產生這種感覺。六就是常說的中國是一個倫理社會。七，培養新的政治習慣，從小范圍入手，便于活動。談到具體組織，要鄉約之補充改造。鄉約是本著相親相愛，相規勸，相勉勵。鄉約要振奮大家的志氣，就是道德。與古人相比就差改造社會，創造新文化，創造理想的社會，有待于經濟的進步技術的革新，經營方法，經濟關系漸漸開展進步。而鄉村組織的鄉約可以解決鄉村自己腐壞的問題，尤其是毒品問題，匪患，學齡兒童不如學等一系列問題。二是可以實現一個理想社會，通過教育，發展生產技術，促進農業生產與進步。理想社會的實現靠進步的生產技術。

梁先生為將救國救民為己任，奮斗半生。實地到山東鄒縣去做實驗，到當地辦學，教農民學習科學的種植，降低文盲率。一生都在致力于改變民生。在現代的中國，雖然科學技術發展起來，農民的收入還是低，貧富差距大，我們所要做的努力還更多。

學號：1029036

姓名：董曉穎

中國報學史的意義篇四

《中國報學史》是由我國著名報學家、杰出的新聞工作者戈公振先生所寫，它是一部研究新聞學和我國新聞事業發展史的開山之作。

1815年，中國第一份近代報紙《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問世，標志著中國近現代新聞事業的發端，然而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間，人們對于“新聞”這門新興學科的卻缺乏理性思考。而《中國報學史》的誕生，首次全面系統地敘述了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歷史，被國內外新聞界譽之為中國新聞史學研究的首部權威著作，對我們今天的新聞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新聞學界泰斗方漢奇老先生就曾說過：“戈先生的《中國報學史》是奠基之作，我是站在他的肩膀上起步的”。

看完《中國報學史》一書，首先有感于戈公振先生的執著和認真。“終生獻身于新聞事業”決不是一句掛在嘴邊的話，自從在民初參加了《時報》的編輯工作后，他就決定從事新聞事業。他曾靠自己的積蓄到歐美日本等國家考察各國的新聞事業，“九一八”和“一二八”前后，他憤于國難，積極參加抗日運動。甚至留下遺書，抱了勇敢地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赴東北采訪，希望能將東北淪陷后的情況真實地報道出來。除此之外，又專心于研究新聞學和新聞學史。并留下了不少著作。這一切的一切，都讓今天的很多人汗顏。

此外，《中國報學史》這本書圖文互證，史料翔實，不少報刊資料賴本書得以傳播。作者態度嚴謹，廣泛收集也報學史相關的材料，精研覃思，用力彌深。戈寶權曾在前言中寫道：“家叔公振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曾花費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我記得在他的書房（也就是他的臥室）里，有四個高大的書架，全放滿了有關新聞學的書籍和收藏著各種稀有的報刊與剪報。”并“常向私家的藏書室和圖書館借閱書籍，并且曾在上海徐家匯圖書館的藏書樓里消磨了很多時光。”

《中國報學史》系統全面地介紹和論述了中國新聞事業發生發展的歷史，匯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基本勾勒出了中國新聞事業產生發展的大致脈絡，確定了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內容。它的出版標志著中國新聞史系統研究的開端，這在我國新聞史學史上有重大的里程碑意義。此后，中國新聞史的研究至少在形式上展現出全面鋪開之勢，通史、地域史、斷代史、人物史、專題史等方面的專著紛紛問世。方漢奇先生曾評價道：當時，“多數新聞史著作的水平還不高，分量也稍顯單薄。”其中“以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最見功力，影響最大??是舊中國的新聞著作當中惟一有外文譯本的一本書??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惟一再版過的舊中國的新聞史學專著。”可見，戈公振先生的《中國報學史》不僅是中國系統新聞史研究的開山之著，還是解放前我國新聞史學研究的登峰造極之著，代表了解放前我國新聞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不過，據考證，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也存在著明顯的不足之處：史料豐富而不確切，后被考訂出有２００多處錯誤；闡述系統而不深入，敘述不免偏頗，如對于上海報業的介紹較為詳細，對其他地區介紹得比較簡略；并且，這本著作體系欠完整，任何學術專史著作，應以時為經，以其發展為緯。戈公振先生把中國新聞事業分為官報獨占時期、外報創始時期、民報勃興時期、民國成立以后、報界之現狀等。朱傳譽在《報人·報史·報學》中曾寫道：這樣的分法“實屬武斷，與發展史實多所不合”。不難看出《中國報學史》本身有不成熟的地方，有待發展與完善。雖然有這樣一些不足之處，存在著自身的局限性，但它依然是無法取代的，依然是一本高水準的著作。

中國報學史

1815年，中國第一份近代報紙《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問世，標志著中國近現代新聞事業的發端，然而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間，對于“新聞”這門新興學科的理性思考，卻少之又少，中國社會各階層對于“報紙”“新聞”“記者”等西方舶來的觀念也不甚明了，甚至存在偏見，如左宗棠認為記者是“江浙無賴文人，以報館主筆為之末路”[1]。雖然梁啟超等人發表了諸如《論報館有益于國事》等專項論文，對一些基本的新聞常識進行了討論，但系統勾勒中國新聞傳播發展史則始自戈公振先生的《中國報學史》。《中國報學史》的成書，與此前徐寶璜的《新聞學綱要》、邵飄萍的《應用新聞學》最終架構起了中國新聞學研究的三大基本領域。

戈公振先生所著的《中國報學史》，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作者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出發，“專述中國報紙之發達歷史及其對于中國社會文化之關系”，對于漢唐以降中國報紙的發展脈絡加以梳理，試圖探究各時期中國新聞事業萎縮與勃興的成因，洋洋灑灑三十萬言，被譽為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開山之作。《中國報學史》的成書，對后來學者關于中國新聞史的研究影響極大，新聞學界泰斗方漢奇老先生曾言：“戈先生的《中國報學史》是奠基之作，我是站在他的肩膀上起步的”[2]，由是可見一斑。

“報紙者，報告新聞，揭載評論，定期為公眾而刊行者也。”[3]“報紙之原質，質言之，即新聞公布之謂也。”[4]《中國報學史》在“緒論”中即指出了報紙的本質屬性——傳遞新聞信息。在此后的各章節中，作者圍繞此輯錄了大量珍貴的史料，并加以附注，其客觀扎實的著述態度一直為后人所稱道。比如作者在第二章談到太平天國洪仁玕的辦報理念時注釋道：“《資政新篇》一書，現藏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由許地山君抄出。”作者在《自序》中說道：“故取關于報紙之掌故與事實，附以己見，編次為書。”[5]通讀全書，可以發現，《中國報學史》的價值不僅是對中國上千年新聞發展史資料的積累，更重要的是作者所具有的超前的眼光，以及從當前新聞實踐出發的立足點。

一、《中國報學史》與一般新聞通史著作的差異

中國建國以來，關于中國新聞通史的論著多是以時間，尤其是具有重大影響的政治事件發生的時間來劃分斷代，一般分為古代、維新時期、辛亥革命時期等等。根據上海書局編纂的“民國叢書”中所收錄的《中國報學史》來看，全書分成六個章節，第一章緒論，第二章官報獨占時期，第三章外報創始時期，第四章民報勃興時期，第五章民國成立以后，第六章報界之現狀。

從表面看來，《中國報學史》似乎也不外乎此種編輯方式，但仔細讀之，則略有不同。書中“官報”、“民報”、“外報”三種報紙形態，單從名稱來看就有很大的差別，“官”“民”“外”即指出信息傳播者（機構）的本質上的差異，由此顯現出三種報紙在結構、功能、內容等諸方面的差異及其發展軌跡之不同。作者在對新聞史的梳理方面沒有截然的將時間作為劃分歷史階段的唯一尺度，對“官報”得描述從漢唐一直延續到辛亥革命之后民國之初；對于外報的描述，則是從1815年一直延續到20世紀20年代；對于民報的發展，則是從公元1873年的《昭文新報》論述到民國成立之后，三種報紙的發展歷程相互交疊。因此，《中國報學史》不可僅僅看成是依照時間順序積累材料，其二、三、四章節均可獨立成書，曰“官報史”“民報史”“外報史”，各章再按照時間順序敘述。可以看出，全書是一種先有歸類而后遵時序的敘述方式，甚至可以認為是一種分類的研究，其第二、三、四章可以看作是關于報紙的專門史研究，就像我們今天的“黨報史”“都市報史”的研究。

二、《中國報學史》對中國史傳傳統的繼承和超越

中國傳統歷史的做法，大多采用春秋之筆，即“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所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對于發生之事，事中之人，史官往往可以“以一字定褒貶”，史官筆下的人物或流芳千古，或遺臭萬年。而更主要的是，后世君主亦可從史書中探查治亂之道。魏征曾進諫唐太宗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北宋司馬遷完成《資治通鑒》的編纂后，宋神宗以其“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而大加褒揚。因而，古代史官書撰寫歷史大多是為當下的政治經濟發展提供一種歷史參照。

司馬遷做《史記》，逢結尾處或有“太史公曰”，于筆下人物言行略作褒貶，或為當世讀者誡。戈公振寫《中國報學史》深受傳統史傳結構的影響，每章之后必有一節命名為“結論”，提綱挈領地對全章節所述史實加以總結批評，總結經驗，揭示教訓。第二章“結論”中，作者探尋中國官報為何不能發展成現代報紙的原因，論述道：

?我國之有官報，在世界上為早，何以獨不發達？其故蓋西人之官報乃與國民閱，而我國乃與官閱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為儒家執政之秘訣；階級上之隔閡，不期然而養成。故官報從政治上言之，故可收行政統一之效；但從文化上言之，可謂毫無影響，其最佳結果，以不過視如掌故，如黃顧二氏之所為耳。進一步言之，官報之唯一目的，為遏止人民干預國政，遂造成人民間一種?不識不知順帝之側?之心理；于是中國之文化不能不因此而入于黑暗狀態矣。?[6]

批評的鋒芒直指中國官報與西方近代報紙本質之差別，發人深省。

梁啟超在《新史學》中指出中國傳統史書的弊端之一在于“知有舊跡而不知有近務”[7]，盡管《中國報學史》是作為一本新聞史學教材而編著，但作者的視野超越了對“舊跡”的敘述，以當下的新聞實踐為出發點，可以說是一本經真正世致用之作。

?我國報紙所載之新聞，常注意于何方面，及其與社會之影響又若何；此為讀報者所欲知，今取京津滬漢粵五地之報紙各一種，由十一年十日起，積累四十日，而統計之，平均之；雖其結果未盡正確，然亦可以得其大要。?[8]在“報界之現狀”一章中，作者運用了社會學統計方法，采集第一手數據資料，并通過大量表格展現統計結果，對其所處時代全國報業發展狀況進行描述。

從全書的構成來看，對于民國之前的報業發展，作者并未施以太多筆墨，更多的關注民國成立以后報業發展的最新狀況。作者對當時報館的機構設置、采編體制、廣告發行、從業人員素質乃至報紙紙張和印刷等報紙經營層面的要素進行了細致地考察和闡釋，這些資料和觀點為后人研究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三、《中國報學史》對當代新聞實踐與研究的意義

《中國報學史》語言雖文白相間，然而書中所述現象，所提出的問題，很多仍為今天的學者所關注。在此枚舉一二述之。作者在描述民國報界現狀時說：“北京與上海為政治與商務之中心，故常有專員駐其間，所得新聞為一報所獨有。”

[9]描述了獨家新聞和特派記者的新聞現象；“試觀各報新聞，十分之七八雷同，編制亦無大異，閱過一報，則他報即一無可閱，事實誠如此也。”[10]尖銳地提出了當時報紙的同質化現象，這一問題仍然困擾著當今傳媒行業。

作者在“緒論”中總結了報紙的特點——公告性、定期性、時宜性和一般性，這在今天看來，仍然具有積極意義。公告性，向“多數不定之人”傳達消息，指出了報紙媒介具有大眾傳播的性質，區別于人際傳播的書信和組織傳播的公文；在肯定報紙內容的“現實性”（時效性）的同時，更進一步指出了“時宜性”的觀點，“與其謂為現實性，不如謂為時宜性，則一切廣義有新聞價值之材料，均可包含于內也”[11]，這一觀點與后來范長江對新聞的定義（新聞，就是廣大群眾欲知、應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實）有異曲同工之妙。當代，“深度報道”“專題報道”已經成為新聞媒體競爭的常規武器，在這種新聞實踐語境下，新聞學界需要重新反思“新聞”的定義，戈公振先生的觀點不無裨益。

隨著后人對中國新聞發展史研究的不斷深入，對《中國報學史》的質疑也時有發生，寧樹藩、方漢奇等人發表的《〈中國報學史〉史實訂誤》一文中，對《中國報學史》中的兩百多處史實差誤進行了訂正[12]。同時，由于時代的局限，作者對于當時報紙的記述并不全面，評價也或有偏頗，盡管如此，我們仍不能就此而否定該書在中國新聞史研究方面的重大貢獻。末尾一章中，作者提綱挈領，總結全書，指出報紙發展的趨勢在于“平民化”“藝術化”“全球化”，這不僅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更值得為當前新聞工作者和研究者所借鑒。

《中國報學史》一讀可解惑

戈公振先生的《中國報學史》真是值得一讀。

全書是敘述五四運動以前的我國報業產生與發展情況，作于1926年，192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報紙歷史的著作，共285000字。

全書分為六章：

一、緒論

二、官報獨占時期

三、外報創始時期

四、民報勃興時期

五、民國成立以后

六、報界之現狀

應該說，粗讀此書，可以全面了解早期報業的歷史。本書中有大量的資料可查閱，如當時報紙數量、發行、主筆等。尤其可貴的是，書中很透徹地看到外報的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性質。同時對我國長期沒有公開的報紙，面向大眾的報紙做了分析。作者看到了我國農業社會的小國寡民的陋習，看到了我國封建統治者鉗口結舌的積習，看到了我國公共意志的難以統一等問題。

書中對我國在報業上的貢獻，做了客觀表述，如造紙、印刷術等。同時對我國報紙師法外報，也做了客觀評價。特別是作者多有報人的正義之感、率性之言，足為今人學習、深思、慎行。總之，讀了此書，了結了我希望全盤解讀中國報業的心愿，乃一大樂事。這也是我返歸校園，在新聞史方面有所積累的良好開始。